本報記者 陳墨

　　1975年，面對批林批孔運動引起的劇烈社會動亂和國民經濟嚴重受挫的危險局面，毛澤東決心結束文革，并重用鄧小平。鄧小平以毛澤東的“三項指示為綱”大刀闊斧地領導了一系列整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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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中國研究所副所長程中原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評價說：“1975年的整頓是撥亂反正的開始，是后來改革的實驗，是鄧小平理論的醞釀和起點，是偉大歷史轉折的前奏。

　　程中原分別就1975年整頓的背景、內容、成效、意義以及整頓中斷的原因等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

　　三項指示為綱

　　經過1970年8月的廬山會議及后來的“9·13”事件，毛澤東開始正視并著手糾正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錯誤。經過周恩來主持的1972年的整頓工作，全國動亂局面逐步得到控制，經濟和社會生活出現轉機。

　　可是，好景不長。1974年初開始的批林批孔運動使動亂再起，正在恢復和發展中的國民經濟重新遭到嚴重破壞。文化大革命走進了死胡同。

　　面對危險局面，毛澤東再次醒悟。他做出了幾項決策：一是決心結束文化大革命；二是指示“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三是批評“四人幫”，重用鄧小平。

　　圍繞四屆全國人大的召開，毛澤東依靠重病中的周恩來主持人事安排，要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四個重要職務。

　　毛澤東從1974年8月至1975年1月，先后做出并重申了“安定團結”、“學習理論”、“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三項指示。但他本人并沒有把三項指示聯系在一起。鄧小平則審時度勢，融會貫通，把它們聯系在一起。他在1975年5月29日鋼鐵工業座談會的講話中第一次提出：毛主席的三項指示“就是今后我們一個時期各項工作的綱”。

　　“三項指示為綱”是鄧小平的一個創造。因為惟有貫徹執行毛澤東的三項指示，才能把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凝聚在一起，治理混亂局面；另一方面，整頓以貫徹毛澤東的“三項指示為綱”來進行，就在同“四人幫”的斗爭中占據了主動。

　　整頓的三個發展階段

　　四屆全國人大一開過，鄧小平即為落實毛澤東早在“9·13”后就已作出的“軍隊要整頓”的指示作了部署。

　　與此同時，鄧小平又雷厲風行地領導了鐵路整頓，召開工業書記會議，發出中共中央9號文件，不到一個月就取得了突破性進展。鄧小平隨即在工交戰線各行各業推廣鐵路整頓的經驗，并轉入鋼鐵工業和國防科技的重點整頓。

　　短短三四個月，鐵路運輸面貌改觀，煤炭工業恢復發展，鋼鐵扭轉欠產局面，整個工交戰線發生顯著變化，出現安定團結局面和把生產搞上去的好勢頭。國防科技事業恢復正常，為當年取得“三星高照”的優異成績奠定了基礎。這是整頓的第一階段，是重點整頓階段，也可以說是整頓的試點階段。

　　1975年7月初，毛澤東提出要調整黨的文藝政策，還批準鄧小平的提議，在國務院設立政治研究室，從而將整頓引到上層建筑特別是意識形態領域，1975年整頓由此進入第二階段。鄧小平抓住有利時機，把整頓向面上鋪開，并引向深入。從7月起，文藝、軍隊、教育、科技、地方、農業等領域的整頓先后展開，并取得成績。

　　鄧小平在第二階段整頓鋪開和深入的基礎上，決心乘勝前進。他賦予整頓雙重任務：首先是撥亂反正，進而要改革發展。在他看來，“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不僅要恢復生產秩序，完成1975年的年度計劃和“四五”計劃，而且要設計出實現“兩步設想”和“四個現代化”的具體藍圖。鄧小平認為，當時在發展國民經濟方面有兩項工作最為急迫：一是對發展國民經濟從指導思想到具體要求要確定共同遵循的“章程”；再是要對實現兩步設想具有關鍵作用的今后10年作出長遠規劃。為此，鄧小平著重抓了三件事：計劃工作務虛會和《工業二十條》，關于科學工作的《匯報提綱》，發展國民經濟的10年長遠規劃。

　　鄧小平又從浙江、河南等地嚴重存在的“雙突”�熗粨羧朦h，突擊提干�爢栴}，提出黨也要整頓，并把整黨作為整頓的核心，部署在1975年冬至1976年春進行“全面整頓”。

　　遺憾的是，這個計劃還沒來得及展開，就被迫中斷于“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1975年整頓進行不過八九個月，成效十分顯著：通過整頓，動亂局面有了很大的改觀；軍隊開始實施縮編方案，步人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的軌道；大批被長期關押、審查的老干部獲得解放，不少人重新分配了工作。各省、直轄市、自治區黨委的領導重新恢復和建立起來；派性斗爭在全國各地得到了遏制；全國各地武斗基本停止；不少電影、戲劇、文學作品被解禁；農村政策的穩定和放寬，使農副業生產和社隊企業得到發展。

　　整頓使這一年成為“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中經濟發展狀況最好的一年。

　　毛澤東和鄧小平的矛盾

　　1975年底，就在整頓取得顯著成效，即將更加全面和深入地展開之際，一場批判鄧小平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發動起來，整頓由此中斷。

　　程中原分析說，1975年整頓的中斷是必然的，因為隨著整頓的深入，鄧小平與毛澤東在三個重大問題上的矛盾越來越尖銳：

　　第一，在實踐層面上，是肯定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鄧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頓，其實是在總體保持文化大革命外殼的情況下，從工交、文藝、科技、軍隊等方面，局部地對文化大革命進行撥亂反正。發展下去，勢必要系統地糾正文革的錯誤，并導致對文革的否定。這是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到11月中在政治局內批評鄧小平時，毛澤東還希望鄧小平主持對文化大革命做個決議。但鄧小平在原則問題上毫不妥協，推辭說：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

　　第二，在路線層面上，是“以階級斗爭為綱”還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鄧小平提出“三項指示為綱”，既強調三項指示是一個“整體”，又指出“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是“大局”，從而突出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毛澤東批評鄧小平：“什么‘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綱，其余都是目。”鄧小平后來批評毛澤東說：“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了，還是‘以階級斗爭為綱’，忽視發展生產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極端”。

　　其三，在理論層面上，對什么是社會主義的認識有差異。毛澤東過于強調社會主義的純和公，而不大注重社會主義的富，忽視社會主義社會可以或容許存在的私。鄧小平則指出，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物質極大豐富，才能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原則。

　　1975年整頓的歷史評價

　　程中原認為，可以由三個方面評價1975年整頓的歷史意義：

　　整頓是撥亂反正的開始。鄧小平曾說，十一屆三中全會“總結了歷史經驗，決定了一系列撥亂反正的政策。其實，撥亂反正在1975年就開始了”；

　　整頓是改革的實驗。就此，鄧小平曾說：“說到改革，其實在1974年到1975年我們已經試驗過一段”；

　　整頓是鄧小平理論的醞釀和起點。1975年整頓中，鄧小平提出的“三項指示為綱”和在鄧小平指導與影響下形成的三個著名文件，以及鄧小平的一系列講話和中共中央發出的指導整頓的一系列文件，是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是鄧小平理論的醞釀和起點。

　　胡喬木曾這樣分析“三項指示為綱”同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黨的基本路線的聯系：“這里已經提到一個中心，一個基本點，另一個基本點（改革開放）當時還不可能提出來，只能叫整頓，實際上不但包含了改革，也含了開放。”胡喬木還說，鄧小平“把側重點放在安定團結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上面”，“這兩個口號的實質一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一直到十三大和十三大以后，都還起著指路標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