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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家浙江企業近日離“家”出走的消息，引起國內不少專家學者和媒體的關注。8月8日在杭州舉行的“浙江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大會”上，這一“事件”也成了金融界、證券界專家和企業界人士討論的焦點話題。
由浙江省工商局公布的名為《從浙企外遷看我省個私民營企業生態環境———關于全省民營企業外遷資金外流》的專題調查報告（以下簡稱《報告》）顯示，目前浙江共有3058
家民營企業外遷（遷出省外），外遷企業對外投資總額226．3億元，外遷企業在省外創造的總產值達453．59億元。
《報告》表明，中小企業是浙江民營企業外遷、資金外流的主流。在所抽樣調查外遷企業中，原在浙公司注冊資本5000萬元以下的企業占89．5％，年銷售額在3000萬元以下的企業占70．4％，對外投資額在1000萬元以下的企業占82．3％。
調查同時認為，企業外遷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浙江的商務成本明顯偏高，發展空間受到限制。
如何看待如此多的資本外流與企業外遷，這種“出走”會不會造成浙江經濟的“失血”，這是關心浙江經濟的眾多人士最為擔憂的。
浙江省中小企業局官員認為，應當理性審視這種“出走”。浙江企業“走出去”的比較多，各類生產要素大范圍、大跨度、大規模流動，是浙江經濟發展的客觀必然，是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結果。從深層次分析，浙江企業“走出去”，除了一些共性因素，也有個性因素。首先，是資本的逐利本性所致。外遷是浙江企業的主動性戰略思想，因為外遷可以降低企業成本、獲取更多資源，有利于企業發展壯大；同時，眾所周知，浙江有著充裕的民間資本，需要向外投資尋求增值，這是經濟規律，也是必然現象；再就是中央實施的宏觀經濟政策和“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等戰略，激發了浙江企業外出投資的欲望。
“企業發展到了一定程度，必定要注重內涵的提升和外延的擴張。‘走出去’應當是浙江企業、民間資本的一種經濟擴張行為。”浙江大學一位教授也認為，對浙江企業的外遷要一分為二地看待，不能斷然地說是好事或者壞事。他認為，像浙江這樣資源比較貧乏、民間資本比較豐厚、民企比較活躍的地方，‘走出去’，包括資本‘走出去’，肯定是一種必然。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趨勢更加明顯、區域之間經濟關系更加緊密、競爭也更加激烈的情況下，發展的一個著眼點，就是要在更大范圍內占用資源、占領市場。現在，浙江企業走出浙江到全國一些地方收購企業、參與開發，不僅企業本身掙到了錢，還為浙江今后的發展積蓄了潛能，促進了浙江經濟與各地的互動。因此，他認為：“不僅要‘走出去’，而且還要更多更好地‘走出去’，去享用全國和世界的資源和市場。”
浙江省個私民營企業協會秘書長潘立生對民企外遷也持樂觀態度。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認為，浙江企業外遷主要是“增量”意義上的跨地區發展，是去外地創辦新企業，而不是已有企業“存量”的逃離。“就好比水池里的水滿了，從浙江這個資本池向外自然流淌，是正常現象”。
浙江塊狀經濟十分明顯，傳統產業以勞動密集型為主。在1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出產著數以萬計的“浙江制造”的產品。這些打著“浙江制造”烙印的產品，均來自于星羅棋布的塊狀經濟，這也是浙江經濟的活力所在。浙江經濟界人士認為，由于市場進入門檻低，極易形成過度競爭，部分中小企業由于無法承受日益增長的生產成本而往外遷移，某種程度上有利于改善產業內部過度競爭的格局，從而給優勢企業做大做強提供了更大的空間。
“同一個行業內企業數量越來越多，生存難度日益增大。”一位民營企業家形象地比喻：企業的生長空間“就像是一只金魚缸，魚多氧氣就少，金魚的存活率就低”。
事實上，對待企業的外遷問題，浙江省的領導一直持開明的態度，他們在越來越多的會議上提出，要用“浙江人經濟”取代“浙江經濟”概念，浙江要突破發展極限，必須樹立起全國乃至全世界的統一大市場的觀念。“企業只有’走出去’，才能有效融入全國生產要素配置的大格局中，贏得更大的發展空間。”
（信息來源：駐新加坡經商參處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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