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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作為地理、文化、社會和經濟相對獨立的地區，存在著加強地區經濟一體化的必要性和現實性。然而種種因素導致亞洲經濟一體化的步伐十分緩慢。
40年前，全亞洲的國民生產總值只占世界的4％，整個地區的總出口占世界總出口的比重不足3％，2000年，前一個數字上升到25％，后者也達到了30％。據預測，到2010年，亞洲國民生產總值占全球比重將上升到33％左右。如此經濟規模的一個地區，顯然存在著資源
整合、走向經濟一體化的客觀要求。
四大因素掣肘小國出面主導
至少有四大因素妨礙了亞洲經濟的一體化。首先，亞洲國家經濟的繁榮并不是因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結果，它不像非洲國家那樣，將地區經濟一體化視作經濟增長的原動力。其次，亞洲經濟合作離不開日本，然而日本的形象又讓其他國家不敢恭維。再次，亞洲地區經濟合作也不像拉美國家那樣，存在著巨大的排他性，各國并沒有被“邊緣化”的緊迫感。最后一點就是亞洲許多國家并不完全信奉自由貿易。然而上述因素在多邊貿易體制面臨困境的現實面前，開始發生變化，各國都感受到了加強區域合作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由于亞洲的地域、文化和經濟發展差異，由中小國家或集團出面倡導地區合作，易為各方接受。與一般的地區合作，如歐盟，由大國推動并主導不同，近期成功的亞洲經濟合作呈現出小國主導，大國參與的特點。新加坡、東盟等小國或小國集團成為區域經濟合作的發起者和主導者。
中美日博弈東盟成利益焦點
日本以及“不在場”的美國對于亞洲經濟一體化的主導權，均熱情極高。對于中日美三國來說，仿佛與東盟達成自由貿易協定是最為理想的選擇，于是，東盟就成為三國博弈的利益點所在。
中國率先與東盟達成建設雙邊自由貿易區框架協議。針對中國的舉動，日本、美國在亞洲采取的是“迂回”戰略，避開中國，愈來愈多地與我國貿易競爭對手締結自由貿易協議。與中國和東盟采取“一對十”的談判方式不同，日、美在參與亞洲經濟一體化過程中采取了各個擊破的方法。它們利用雙邊會談，與不同特點的東盟國家分別談判。按照區別對待的策略，日本已經和新加坡達成JSEPA，目前在洽簽中的主要有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另外，與印尼、文萊等國的雙邊FTA尚處在研議階段。
新加坡是與美國達成雙邊FTA的首個亞洲國家。截至目前，泰國、印尼已經開始與美國磋商雙邊FTA事宜，美國與菲律賓、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的區域經濟合作尚處于研議中。還有很多亞洲國家已經表現出與美國簽署雙邊FTA的意愿。這種“催化效應”在亞洲繼續蔓延。日、美的這種區別對待的方式，有利于日、美獲得最大的利益，還使得兩國有能力及時調整自由化的步伐，獲得先于中國與東盟建成自由貿易區的機會。從對東盟的貿易吸納能力來看，日本稍高一籌。據筆者測算，1991年至2002年間，中國進口額每增長1％，東盟5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印尼、菲律賓）的出口將增長0．628％，而同期日本進口每增長1％，東盟5國出口增長1．67％；美國進口每增長1％，東盟5國出口增長0．934％。
20世紀80年代以后，日元升值，日本向東亞國家展開了暴風驟雨式的直接投資。隨著日本泡沫經濟的破滅，美國、“四小龍”的對外直接投資則開始全面鋪開。由此可見，對于亞洲國家來說，它們最為需要的是外來資本。中國在對外投資方面，明顯遜于日美。從整個海外投資布局來看，中國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投資明顯偏少，從而影響了中國對外投資市場的進一步拓展。
“中國因素”舉足輕重
在過去10多年里，中國的崛起為亞洲經濟一體化注入了新的活力。目前中國對亞洲地區的經濟貢獻率明顯超過日本。中國為亞洲經濟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市場，已經成為亞洲最大的需求中心之一。中國與亞洲其他國家雙邊貿易額和貿易聯系度均大幅提升，表明中國與亞洲鄰國的雙贏局面正在形成，亞洲地區的“中國因素”在加強。
中國選擇東盟作為亞洲區域合作的第一步棋，是具有戰略高度的。然而由于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談判涉及的層面較多，成果不那么容易達成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未來一段時期內，中國與東盟建設自由貿易區的進程仍然是艱難的，在局勢日益復雜的情況下，能否快速推進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談判的進程，爭取早日達成自由貿易區的目標，對加速亞洲經濟一體化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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