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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國的投資率為39%，達到了1978年以來的最高點。與此同時，消費率僅為55.4%，創1978年以來25年里的最低水平。對此，有學者認為，我國投資率逐年上升、消費率逐年下降，經濟風險在不斷增加。筆者以為，這種觀點值得商榷。
在我看來，持這樣觀點的學者，之所以這么看問題，往往是將中國的投資、消費比率與發達國家的投資、消費比率進行直接比較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但由于中國和發達國家所
處的發展階段不同，將中國的投資、消費比率與發達國家的投資、消費比率進行直接比較是不合適的；我國投資率呈上升趨勢有一定的合理性，與我國所處的發展階段有較強的相關性。
首先，我國投資率呈上升趨勢，與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態勢相一致，符合多數國家經濟發展顯現的規律性。早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茨就注意到，自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50年代末，絕大部分國家的資本形成率和儲蓄率在很長時期內都有所提高，這種趨勢是由于人均產值的普遍提高所致。到了20世紀70年代中期，錢納里等人的研究成果進一步證實了這一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人均GDP和人均收入水平持續提高，人均GDP平均增速達到8.1%，在這種快速增長的背景下，資本形成率出現上升趨勢是合理的。
其次，我國投資率呈上升趨勢，與我國進入城市化加速階段密切相關。世界上多數國家的發展經驗表明，城市化進程可分為起步、加速和成熟三個階段，其中城市化率從30%上升到70%的階段是城市化的加速階段。在城市化的加速階段，投資率往往呈現出上升趨勢。1998年，我國城市化率跨越30%關口，在短短的5年內，我國的城市化水平已經超過40%，提高了10個百分點，平均每年提高2個百分點，符合城市化加速階段的特征。在這一階段，我國資本形成率出現上升趨勢是合理的。
我國人口數量龐大，農業人口占絕大多數，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即意味著要有1000多萬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如果城市化水平從目前的40%左右提高到50%，需要將約一億人口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如果新建城市去容納這些人口，需要新建100萬人口的城市100座！這么多人口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生活，需要提供大量的基礎設施，需要的投資量是一個天文數字。
再者，我國投資率呈上升趨勢，與我國居民消費結構升級有直接聯系。改革開放以來，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平均增速分別達到6.8%和7.1%，伴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國居民消費水平快速提高，居民消費結構升級步伐較之改革前明顯加快。1978年到2003年，我國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費支出從116.1元上升到1943.3元，增長了15.7倍；城鎮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費支出從311.2元上升到6510.9元，增長了約20倍。
在80年代城鎮居民衣食消費基本得到滿足和家用電器迅速普及之后，90年代住行消費需求增長加快，而農村從80年代開始就出現了建房熱潮，90年代以后農村房屋建設質量顯著改善。1978年到2002年，農村人均住房面積由8.1平方米增加到26.5平方米，增加了2.3倍；城鎮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積由6.7平方米增加到22.8平方米，增加了2.4倍；其中農村人均鋼筋混凝土結構住房面積由1.22平方米增加到7.69平方米，增加了5.4倍；這是房地產投資快速增長的重要動力。近幾年，城市居民購買轎車的數量迅速增加，1998年以來城鎮居民平均每百戶擁有的轎車數量上升了3倍多，與此相關的道路和停車場建設需要大量的投資。
此外，我國正處于工業化進程之中，工業部門需要大量的投資也是推動投資率上升的一個重要因素。1998年到2002年短短的4年時間內，我國國有企業和年銷售收入500萬元以上的非國有企業所擁有的固定資產凈值平均余額，增長了大約30%。與此同時，工業企業人均裝備水平也大幅度提高。
最后，我國投資率呈上升趨勢，可能與我國正處于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度的階段有重要聯系。觀察八十年代以來我國固定資產投資構成成份的變化，我們可以看出，一個明顯的變化趨勢是，建筑安裝工程部分在投資總額中所占比重呈現出較快的下降趨勢，設備工器具購置所占比重呈現出隨經濟周期波動而波動的情況，但穩定程度稍高一些，而其它費用部分在投資總額中所占比重呈現較快的上升趨勢。造成這種結構性變化趨勢的原因則在于，80年代以來我國建筑安裝工程投資的增速略微慢于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增速，而其它費用部分的增速明顯快于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增速。1981年到2002年，我國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年平均增速為21%，建筑安裝工程投資的年平均增速為20%，而其它費用部分的年平均增速高達28.4%，其它費用部分的高速增長造成其在投資總額中所占的比重明顯上升。
進一步分析來看，我國固定資產投資過程中發生的其它費用由土地取得費、前期工程費、施工工作費和建設單位其它費用等構成，相對于建筑安裝工程和設備工器具購置發生的費用，其它費用增速較快，可能與我國處于體制轉軌過程中，土地、項目前期工程費用市場化程度提高，相關費用增加有合理的成份。但總體來看，這類費用中有一部分是與固定資產投資沒有直接關系的費用，相當大一部分甚至直接轉化成了收入進而轉化為消費，只是根據現行的統計方法計算在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之內。因此，在這種意義上說，體制轉軌與我國投資率呈上升趨勢有重要聯系。
雖然筆者認為我國投資率呈上升趨勢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不否認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存在部分行業過快增長、投資率偏高的問題。首先，盡管估計趨勢的方法有多種，但無論用何種方法計算我國固定資產投資率的趨勢值，2003年我國的固定資產投資率都高于趨勢值；其次，從我國投資率的絕對值來看，目前已經接近于40%，即使與日本等國家和地區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相比，也明顯偏高，盡管由于各國的統計方法之間存在一些差異，會對投資率的絕對值產生一些影響，但這也可以作為判斷我國固定資產投資率偏高的一個依據。不過，筆者以為，雖然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存在部分行業過快增長、投資率偏高的問題，但參考日本等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的經驗，更需要引起重視的是我國近幾年投資效率出現了下降，提高投資效率是改善提高我國經濟增長質量的關鍵所在。上海證券報國家信息中心張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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