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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既是權力分工制約意義上的獨立，也是社會分工意義上的獨立，“政治的邏輯是穩定，經濟的邏輯是效率，而司法的邏輯就是社會公正”。
8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在京津冀部分基層法院院長座談會上呼吁，上級法院要向地方黨委政府建議，基層法院不參加招商引資、經濟創收等活動。而日前，最高人民法院會同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關于法院、檢察院不參與各地行風評議活動的通知》，要求法
院不參加行風評議。
無獨有偶，今年6月，湖南省委辦公廳、湖南省政府辦公廳聯合發出通知，禁止向政法機關下達招商引資任務，“此前下達的任務一律取消”，“對政法部門和政法干警因未完成招商引資任務而作出的處罰”也取消。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也曾下文通知要求湖南各級法院“注意司法權與行政權的界限”，不得參加拆遷聯合執法隊。
給法院“減負”呼吁聲，緣于一個中國特色的“怪現象”：許多地方要求法院在司法審判活動以外參加各種行風評議活動、行政性集中統一行動，給法院“下達”招商引資、經濟創收等任務。
根據來自新華社的報道，2003年9月，內蒙古呼倫貝爾市政府曾給海拉爾區法院定下了1000萬元的招商引資任務，而且對招商引資的指標則實行“一票否決制”，處罰不可謂不嚴。更為離奇的是，來自廣西《左江日報》2003年的一則關于“扶綏法院招商引資工作亮點”的報道稱，為完成扶綏縣黨委、政府下達的招商引資的“政治任務”，扶綏縣法院建立了招商引資工作領導小組，并召開全縣企業單位領導會議，為投資者牽線搭橋，發揮法律‘婆家’作用，主動上門提供法律服務，向企業承諾，誰違法端掉企業的飯碗，法律就向誰開刀，讓投資者吃了“定心丸”。
如果司法只是國家治理的工具之一，要為各種中心工作保駕護航，那么法院的任務就不僅僅是裁判糾紛和確認社會規則，還要服從社會治安、經濟建設等工作的需要，進行招商引資、經濟創收和參與拆遷等執法活動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目前，司法系統在人事、財政和后勤服務等方面都還沒有擺脫地方政府的控制，法院地方化、行政化的色彩濃厚，無法擺正自己的位置，正如華東某省高級人民法院制定《關于為解放思想、干事創業、加快發展服務的意見》那樣，連法院都自認不過是政府的一個分支機構，給法院“減負”的任務可謂任重道遠。
要給法院卸下所有這些“額外”負擔的理由是，行政性集中統一行動、招商引資、經濟創收等任務背離了法院工作的性質和職能，是對司法機關認識的錯位和對正常司法活動的干擾，實際上混淆了法院與行政機關的區別，把法院視為隸屬于政府的職能部門。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人民法院組織法》的規定很明確，法院、檢察院與政府擁有平等的地位；人民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任何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預。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干在7月2日召開的全國法院加強基層建設工作會議上也強調，要不折不扣地執行這一憲法原則，努力支持人民法院依法獨立審判，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要求法院參加行政執法、行風評議和從事招商引資、經濟創收等活動。
現代法治的一個核心要件就是權力的分工和制衡。在我國，人民代表大會統一行使國家權力，在此基礎上產生國家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司法權具有被動性、判斷性、程序性、中立性、終極性，司法的本質就是裁判，法院依照法律解決社會糾紛，通過公正的裁判來實現社會正義。而行政則不同，行政執法具有單方性、主動性等特征，它更關注社會效率的問題。
1998年，肖揚院長提出“司法公正”口號，司法改革成為整個社會關注的熱點，有學者稱之為“司法時代”的開始，司法要確立自身運作的邏輯。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既是權力分工制約意義上的獨立，也是社會分工意義上的獨立，“政治的邏輯是穩定，經濟的邏輯是效率，而司法的邏輯就是社會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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