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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揚
國家經濟到底是以私有制為主、還是以公有制為主的爭論，在21世紀已經劃上了一個句號。但是，要不要保留少數具有戰略意義的國有企業，在世界范圍內仍然有不同的意見。這在中國也同樣如此。我所知道的是：西歐國家在20世紀80年代，終于放棄了最后的幾個國有企業，并進行了私有化的改造，因為這幾個國家被國有企業拖累得苦不堪言。
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后，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第三代領導又提出“打造一批中產階級”。在中國的經濟改革中采用了一種捷徑，就是快速實現國有企業民營化，在這個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現各種腐敗現象，主要是有權階層搖身一變成為富人階層。用張五常的話講，這種方式可以僅僅犧牲一代中國人，來完成民營化的進程。而這個觀點被何新痛罵。我反對這種快速民營化，主張堅守理性推進原則的理由，倒不是基于何新的理論，而是基于心理學和社會學的角度：你犧牲一代中國人完成民營化的改造，這代中國人是否愿意接受自己被犧牲的命運？我認可張五常的經濟理論，也認為民營化是中國唯一的生存辦法。馬克思和恩格斯在200年前就指出：社會化大生產！21世紀出現“地球村”的理論、跨國公司的大量涌現、國家之間出現自由貿易區等等，從理論和現實中證明，這是社會化大生產的萌牙。事實證明社會化大生產并非只有在社會主義才能實現，在私有制的基礎上同樣可以進行社會化大生產。而且，這是世界潮流。中國如果違反這個發展趨勢，它必將被歷史和世界所淘汰！
說民營化是中國生存的唯一辦法，并不等于說可以無所顧忌地民營化。應該考慮到大眾的心理承受能力，用科學態度去研究民營化的可行規則。記住失去人心的社會改革，是不會成功的。張五常對如何民營化的想法未免過于天真。這也是何新大罵張五常的原因。如果不懂人心，只按照書上理論進行，民營化就很難獲得理想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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