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世貿組織多哈回合談判日內瓦框架協議

　　梅新育

　　日內瓦當地時間8月1日零點30分，147個世貿組織成員方就多哈回合中的農業、非農產品市場準入、發展問題、服務貿易以及貿易便利化談判等議題達成框架協議，明確了多哈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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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后續談判的大致內容和方向。

　　素帕猜稱為“真正歷史性成就”的日內瓦框架協議雖然已經簽署，但發達國家的保護主義勢力仍將繼續努力維護其既得利益，近幾個月來，國際上圍繞執行2005年1月1日取消全球紡織品貿易配額的預定計劃屢興風波，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而且，框架協議畢竟只是框架協議，只規定了今后談判的指導原則，大部分具體數字還需要在下一階段談判中確定；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要把日內瓦框架協議的“紙面富貴”拿到手，還需要在下一階段談判中繼續顯示維護自己權益的決心和技巧。

　　多哈回合談判議程的“發展導向”及其背離

　　多哈回合最初議程設置最大的特點可以概括為“發展導向”，即尊重發展中國家的合理權益，尊重其實現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客觀需求。世界銀行曾估計，多哈回合談判如果如期完成，將在2015年之前給全球帶來5000多億美元經濟收益，大部分將為發展中國家獲得。

　　然而，多哈回合的實際談判進程逐漸偏離了多哈會議確定的方向，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屢次形成尖銳對立。發達國家除了要求在自己占優勢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制成品、服務貿易領域進行大幅度減讓之外，還力求在環保、貿易便利化、投資、競爭及政府采購透明化等方面建立所有世貿組織成員方一體凜遵的多邊規范，卻企圖逃避開放農產品和勞動密集型制成品市場的義務；發展中國家要求發達國家大幅度開放發展中國家占優勢的農產品和勞動密集型制成品市場，同時主張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應當在各項議題中取得優惠待遇，以便促進其經濟與社會發展。

　　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不同發達國家之間的矛盾在農業議題上表現得最為淋漓盡致。關貿總協定問世之初，在美國的堅持下，農產品貿易問題被排除在《關貿總協定》體系之外。烏拉圭回合談判雖然歷經艱險達成了《農產品協定》，首次將國際農產品貿易全面納入關貿總協定／世貿組織這一全球多邊貿易框架之下，并于1995年1月1日生效，但《農產品協定》所構建的國際農產品貿易框架仍然存在眾多缺陷。即使不考慮農產品市場準入中的眾多貿易壁壘、發達國家給予農產品出口的補貼和信貸，僅發達國家對國內農業生產的巨額補貼就嚴重損害了發展中國家農業的發展機會。《農產品協定》將國內農業支持政策劃分為“綠箱政策”和“黃箱政策”加以管理，鼓勵各國減少對農產品的價格干預和扭曲貿易的黃箱政策措施，盡量采用不與農業生產掛鉤的收入支持和其他綠箱政策措施，但發達國家能夠使用的黃箱補貼空間仍然過大。從2000年開始至世貿組織新一輪談判達成新農業協定之前，歐盟每年仍然可以為農業提供769億美元黃箱補貼，日本為284億美元，美國為191億美元。據世貿組織統計，從農業綜合支持量（ＡＭＳ）約束水平占農業總產值的比重來看，冰島達97％，挪威為50％，瑞士為47％，日本為41％，歐盟為25％，加拿大為15％，美國9．5％；發展中國家中，除墨西哥達34％外，其余各國均不超過4％，阿根廷只有0．3％。美、歐還將過去屬于黃箱政策的補貼措施轉化為綠箱措施支持，以此繼續支持農產品生產，增加出口。即使如此，一些發達國家仍不滿足，踐踏本國在烏拉圭回合最終文件中所作承諾，增加農業補貼，2002年5月13日生效的美國新農業法就規定美國政府在今后10年提高農業補貼80％。多哈會議開幕前發布的世貿組織總干事2001年年報提醒各成員方，盡管過去50年內的8輪多邊貿易談判大幅度推進了貿易自由化，但貿易壁壘依然存在，在農業和紡織品部門尤其嚴重，而這些部門對發展中國家極為重要；《多哈宣言》明確了農產品貿易談判的任務、方向和談判日程安排，要求在2003年3月31日前確定農產品談判承諾模式，各成員方在2003年9月坎昆會議之前提交各自的總體減讓表草案；在2005年1月1日前結全部農產品貿易談判。但在去年9月的坎昆會議上，美、歐就農產品議題提出的方案仍然忽視發展中國家權益，理所當然遭到發展中國家的集體抵制，坎昆會議因此失敗，多哈回合談判一度沉寂數月，直到今年3月才重新啟動。

　　日內瓦框架協議的達成與成就

　　1999年世貿組織西雅圖會議失敗且反全球化事件此起彼伏，令西方大國領袖和社會各界在震驚之余意識到本國原來那種貿易談判政策結果可能事與愿違，從而能夠以更為合作的心態與發展中國家對話，這才有了“發展”色彩濃郁的《多哈宣言》，參與洽商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議題的國家也從1999年西雅圖會議上的30個擴大到了本次多哈回合中的幾乎所有成員方；同樣，坎昆會議的失敗也教育了世貿組織各成員方，尤其是迫使西方國家再次意識到了尊重發展中國家權益的重要性，為成員方縮小意見歧異奠定了基礎。

　　與此同時，美、歐均面臨減輕財政壓力的問題，同樣有利于他們決定削減農業補貼。尤其是在農業補貼金額最高的歐洲，《穩定與增長公約》規定歐元區成員國年度財政赤字不得超過3％ＧＤＰ的上限，如果連續3年超標，將被處以0．5％ＧＤＰ的罰款。歐盟國家目前普遍財政狀況欠佳，作為歐元區軸心的德、法兩國已連續3年超標，8個月前本應遭到歐洲委員會制裁，但懲罰程序因去年11月25日歐盟成員國財政部長會議決定而“暫時中止”。歐盟不少國家的財政部門還醞釀開會討論修訂《穩定與增長公約》，放松財政紀律，但歐洲最高法院于7月13日裁定取消“暫時中止”對德、法兩國懲罰程序的決定，再次確認了《穩定與增長公約》所規定的財政紀律。類似事件強化了美、歐執政者削減財政支出的內在動力，降低了他們削減農業補貼的國內政治代價。

　　在上述背景下，此次日內瓦框架協議終于邁出了回歸發展導向的關鍵一步，在農業問題和對“新加坡議題”的取舍上表現得最為突出。

　　最敏感的農業問題框架協議涉及國內支持、出口競爭、市場準入3項內容，在國內支持方面，框架協議規定了扭曲貿易的國內支持總水平、國內支持的削減原則及有關標準和紀律；在出口競爭方面，協議確認最終將就取消出口補貼確定具體日期，并就出口信貸、食品援助、國營貿易企業等與出口補貼相關的問題制定了相應紀律；在市場準入方面，協議確定了談判基本公式的要素，規定了發達成員和發展中成員的“敏感產品”如何承擔削減關稅義務，并承認發展中成員的“特殊產品”享受更優惠待遇。此外，農業框架協議還承諾對最不發達成員和新加入成員的待遇作出相應的靈活安排。其中，發達成員承諾最終確定取消其農產品出口補貼的日期，同時在初期把所有扭曲貿易的國內支持削減20％，堪稱整個發展中國家集團的最大勝利。

　　與此同時，4個“新加坡議題”中只有貿易便利化被框架協議確認納入談判議程，另外3個“新加坡議題”因脫離發展中成員實際而被正式剔出多哈回合談判議程。對發展中國家而言，這份框架協議雖不令人完全滿意，仍不失為“次優”方案。

　　就中國而言，除了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相同的利益之外，中國還擁有自己的特有利益，本次框架協議體現了中國關注的國營貿易企業紀律、微量許可優惠待遇、“特殊產品”優惠待遇以及新成員待遇等問題，為在下一階段談判中更好地維護中國利益奠定了一定基礎。

　　此次日內瓦談判達成框架協議至少暫時消除了多哈回合再度陷入停滯的危險，因坎昆會議失敗而受損的世貿組織威信也得到了恢復，無怪乎世貿組織總干事素帕猜表示“對于世界貿易組織，這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時刻，我們再次證明，只要大家手牽手、心連心地團結在一起，任何困難都能夠被克服。”在更長的歷史跨度、更廣闊的時空背景上考察，我們可以看到，該協議對維持經濟全球化可持續發展有著重要意義。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潮流中最大的問題是收益和負擔分配不平衡，發展中國家分享的全球化收益太少，而承擔的調整負擔太多。經濟全球化的兩大支柱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規則本身就存在這方面的問題，執行規則過程中的問題更多。任何“發展”的成果都必須讓盡可能廣大的社會成員分享，一國之內如此，國際社會也不例外；天下沒有什么不可逆轉的潮流，假如對發展中國家謀求發展的合理需求掉以輕心，全球化進程未必沒有可能全面逆轉，導致南北兩敗俱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