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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常委、上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所長鄧偉志
科學發展觀是發展觀演化的新階段、新高度。各項工作、各個方面在國家整體中的戰略位置、在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都要放在科學發展觀的坐標系上來確定。
現在，社會上對科學發展觀有兩種傾向：一種傾向是穿靴戴帽，對科學發展觀不甚
了了，可是，硬是要同科學發展觀掛上鉤，把自己所做的不科學不文明的事情也說成是科學發展觀的產物，這是把科學發展觀庸俗化。再一種傾向是抵制、詆毀科學發展觀，認為講了科學發展觀會否定過去的工作成績。因此，要把科學發展觀轉化為物質力量還有不少困難。
第一個難點是均衡與速度的關系。中國人曾經強調過平衡，也批評過平衡，其實二者各有各的道理，只要不是各執一端就可以了。發展總是沿著“不平衡－平衡－再不平衡－再平衡”的曲折道路前進的。速度，盡管有著迷人的魅力，但是為了均衡，有時不得不降低一點速度。比如ＧＤＰ，我國遇到了那么多災害還增長9．1％，今年在尚未遇到大災的年初卻決定降為7％，這是為什么？不是別的，這是為了提高非物質部分而采取的降速，是為了發展不創造ＧＤＰ的那部分而采取的降速。一句話，是為人本而降速，為全面而降速，為協調而降速，為持續增長而降速。
ＧＤＰ是不可少的，可今天的問題是：我們的ＧＤＰ上去了不少，我們的成本上去得更高；我們的ＧＤＰ上去了不少，可是沒能把社會秩序相應地提上去。這是辯證法所揭示的規律對我們的懲罰。拖欠工資自然應當清欠，近年累計欠農民工工資3000億元。今年還要追繳往年的欠款。試問：“清”了這筆“欠”，那些挪用和利用農民工工資搞的工程項目拿什么來投資？還有，20世紀末的圈地運動使得土地安全受到威脅。開發區圈走一圈，工業園區再圈走一圈，方興未艾的大學城又圈走一圈，還有個“姓高”的高爾夫“先生”圈走了第四圈。圈地迫使我們必須進行新的土改。這就是說，要區別經營性用地和公益性用地：在經營性用地中加大農民和集體談判的權利，要允許集體土地直接進入經營性用地市場，要提高公益性征地對農民的補償，要將征地交易與農民社保掛鉤，要讓拆遷補償到位。所有這些受歡迎的舉措都會使得土地的成本加大。不用說，土地成本大了，基本建設就上得慢了，基本建設下來是很自然的。
第二個難點是統籌與市場。統籌不是恢復過去計劃經濟時那些老一套的做法，恰恰相反是要在市場經濟中統籌，運用市場經濟的杠桿來統籌。前些年的失衡主要是超經濟、非市場的行為造成的，是違反市場規律造成的。比如負地價開發，欠工人工資搞開發等等。
第三個難點是全面與重點。辯證法不是變戲法。在ＧＤＰ這個重點已演變為ＧＤＰ拜物教的情況下，在“數字出干部，干部出數字”的呼囂聲中，在“重點”嚴重脫離“全面”的嚴峻現實面前，再過分強調“重點”似乎就不利于科學發展觀的推行了。重點，有時候70％是重點，有時候60％也是重點，甚至40％也可以是重點。現在的問題是應當從70％的重點，降為60％或不到60％。再說，重點也不是不可改變的。被聯合國評為生活質量高、生存環境好的國家，社會事業的投資都超過了51％。在我國，社會事業的投資超過51％是遲早的事。現在開始的向社會事業傾斜就是個好兆頭。
第四個難點是效率與公平。多年來，我們一直奉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效率確實提高了，可是回過頭來想一想：不適當地強調效率，造就了多少“豆腐渣”。不知有多少地方是ＧＤＰ長一寸，生產事故、交通事故多一尺，犯罪率長一丈。沒有公平能稱得上效率嗎？沒有公平的效率能持續嗎？我從兇殺案發案率最高的一個省了解到：因不公平待遇而鋌而走險去殺人的占該省兇殺案的三分之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從今天不公平的情況我們該反思出一點什么呢？還能把公平置于“兼”的位置嗎？
藐視辯證法是要受到懲罰的。那么，尊重辯證法呢？無疑是應當受到獎勵的了。我們相信：以人本、全面、協調、持續為原則的科學發展觀是應當受到獎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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