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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耕身
6800輛出租車停運，不僅使市民面臨出行困難，使交通癱瘓，使“一些不法分子借機滋事”，而且直接導致兩部政府法規夭折。它讓我們看到：由于“出租車報廢年限”直接關乎出租車司機的切身利益，所以在制訂相關法規方面，政府不能僅僅滿足于“單邊行動”，而必須在事先征求利益雙方的意見。
這個征求意見的過程，我們叫做聽證。假如說政府部門能夠從出租車停運事件中汲取一些教訓，首當其沖也應是對聽證程序的尊重。
“聽證”成為近年來我國公共生活的一個關鍵詞。為什么要進行聽證？因為政府機關的任何一項決策，總會存在不同的觀點或意見，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那么聽證會的作用就在于給各種意見一個表達與比較的機會，是政府決策民主化、制度化、透明化的一種保證。更重要的是，通過聽證，使處于博弈雙方的利益主體達成妥協與認同，能夠消解公共管理的初始風險，更容易提升公共管理的效率。
至少，“出租車停運”讓我們很難說銀川市的管理是最有效率的。好在，在經歷一場停運及上訪事件之后，銀川市相關部門意識到了聽證之必要，提出應進行聽證。我們看到，7月30日發布的《銀川市人民政府通告》第二條明確指出：“在依法、充分調研聽證、聽取各方面意見和借鑒外地經驗的基礎上，研究制定有關出租車運營的新的管理辦法。”博弈可以使各方利益得到兼顧，妥協產生了合作。銀川事件的教訓可謂深刻，但亡羊補牢，時猶未晚。相信經此一“役”，銀川市相關部門能夠真正擁有公共決策及管理的智慧。
而在另一方面，銀川事件也讓我們看到了聽證制度的尷尬。我不大相信，銀川市政府相關部門對聽證會聞所未聞，而繞開聽證也未必真是出于利益壟斷之目的，但從最終放棄了聽證這一點上，至少表明，在相關政府部門眼中，聽證會是可聽可不聽的，是無關政府決策之宏旨的。它顯示出，聽證并沒有成為公共生活的一種必由路徑，在公共生活中政府對“我說了算”的“自信”仍遠遠大過對民意的尊重。這種尷尬也讓我們看出，聽證制度之所以在很多地方形同虛設的原因。這種形同虛設是指，有的是索性不去聽證，有的聽而不證。
套用一句話就是：聽證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形同虛設。在公共管理及公共生活中，我們需要的不僅是聽證的形式，更需要聽證的效力。與其說銀川事件凸顯出了聽證是不可或缺的，不如說，只有真正發揮聽證的效力，才能保證不再發生類似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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