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上半年宏觀經濟數據顯示，一輪圍繞投資“過熱”展開的抑制性調控初見成效后，人們終于看到，曾受阻于經濟過熱的一項重要改革——投資體制改革正式揭幕。《國務院關于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簡稱《決定》）7月25日正式面世后，引起社會很大反響。

　　一周以來，本報陸續獲得了一些有關《決定》的評論性信息。從中可以發現，盡管經濟各界對《決定》倡導的改革總體方向都給予了充分肯定，但對該項改革能否真正實現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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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行為的“進退有度”，以及權力部門是否愿意放棄舊有的既得利益等重大問題，依然表示憂慮。

　　尤其是曾接觸過與《決定》相關的若干具體實施細則的專家，這種擔心似乎更為突出。他們私下向《財經時報》表示，《決定》的正確性幾乎毋庸置疑，但圍繞《決定》制訂的一系列實施細則，卻“似乎還摻雜一些不好的朽味”。

　　還有一些“細則”的起草者，依舊醉心于為本部門獲取更多的權益，推卸更多的責任。尤其是在政府投資以及投資審批、核準或備案等問題上，有的部門大有借推進改革之名，行“抓權卸責”之實的意味。

　　盡管有關專家不愿針對具體條款做出更詳盡的論述，但仍可感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長期以來，很多部門對“審批”的理解與具體做法十分熟悉，但對怎樣做叫“核準”、怎樣做叫“備案”的理解卻千差萬別。例如，公司上市發行股票融資，表面上實行的是“核準制”，實際上，除了取消了每年的股票發行額度，其他與“審批制”有什么差別？

　　此次《決定》在有關“核準制”問題上特地強調，政府有關部門要制定嚴格規范的核準制度，明確核準的范圍、內容、申報程序和辦理時限，并向社會公布，提高辦事效率，增強透明度；在談到“備案制”時也特別指出，盡管備案制的具體實施辦法由省級人民政府自行制定，但國務院投資主管部門要對備案工作加強指導和監督，防止以備案的名義變相審批。

　　但是不是有了這樣的規定，中國投融資體制改革就不會再徒有其表？許多學者認為，要改革投資體制，首先要改革投資主管部門行為方式和思維慣性。否則，一切好的改革設計都可能流于形式，實際被淹沒于“舊勢力”的汪洋大海。

　　中國許多政府部門為什么熱衷于“抓權”？其根源在于這些部門擁有的權力，從未與責任形成對稱關系。

　　權力與責任的對稱，是否會在本輪投資體制改革中得以充分體現？對這個問題的憂慮不無道理。改革開放初期，政府投資的失敗被稱作“交學費”，合理合法地化為泡影；加快改革，一些政府投資的敗筆又被冠以“必須支付的改革成本”，堂而皇之地一筆勾銷；近年來，在積極財政政策實施期間，大把的政府投資變成了大把的“垃圾”或“釣魚工程”，但人們鮮有看到哪個投資的審批部門站出來為之負責。

　　可以略感欣慰的是，《決定》的第五部分——加強和改進投資的監督管理中明確要求，對不遵守法律法規給國家造成重大損失的，要依法追究有關責任人的行政和法律責任；完善政府投資制衡機制，投資主管部門、財政主管部門以及有關部門，要依據職能分工，對政府投資的管理進行相互監督；審計機關要依法全面履行職責，進一步加強對政府投資項目的審計監督，提高政府投資管理水平和投資效益；完善重大項目稽察制度，建立政府投資項目后評價制度，對政府投資項目進行全過程監管；建立政府投資項目的社會監督機制，鼓勵公眾和新聞媒體對政府投資項目進行監督。

　　但對此人們也會在反問：是不是遵守了國家法律法規，因為無能給國家造成重大損失就可以逃脫責任？如果說質量考核相對容易，對于工程的建設效率和產出效益將依據怎樣的量化指標給與考核？等等。

　　這里再借用一句學界觀點：“我們并不急于看到圍繞《決定》的相關細則，而希望看到每出一項細則都不折不扣地體現《決定》的精神實質。”

　　中國投資體制改革不僅牽涉到各種社會權力在各權力部門之間的重新定位和分配，而且關系到一整套確保科學性的評價體系。它將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來不得半點虛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