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謝伏瞻

　　去年下半年以來，黨中央、國務院根據國民經濟運行中出現的矛盾和問題，采取了一系列宏觀調控措施。從今年4月開始，宏觀調控的效應逐步顯現。固定資產投資增幅逐月回落，部分行業投資增速顯著下降，貨幣、信貸的增速放緩，農業基礎得到加強，糧食播種面積增加，夏糧增產，糧食價格高位趨穩。宏觀經濟正朝著好的方向發展。實踐證明，加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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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宏觀調控是必要的，也是及時的。

　　當然，國民經濟運行中還存在不少問題，如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仍然偏高，煤電油運，特別是煤電的供應緊張狀況尚未緩解，物價仍處近年高位，特別是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風險依然存在，宏觀調控中的一些負面效應開始露頭，因此，調控的力度不能減弱，方式也要改善。

　　本輪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因

　　本輪經濟增長從2002年開始進入上升通道，除SARS的短期擾動外，一直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

　　這輪經濟增長的動因，從需求方面看，一是消費結構升級帶動產業結構升級。1998年開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著力增加城鄉居民收入，擴大國內需求，培育新的增長點和支柱產業，鼓勵住房和汽車消費，帶動最終消費。2001年至今年上半年，房地產投資分別增長27.4%、23.8%、30.6%和28.7%；商品房銷售面積分別增長22.4%、20.2%、29.2%和26.9%。汽車產銷量從2001年的230多萬輛增加到2003年的440多萬輛。二是城鎮化加快。城市化率近四年每年提高1.4個百分點以上(2000年至2003年城市化率分別提高1.44、1.44、1.43、1.41個百分點)。結構升級和城市化帶動鋼鐵、水泥、有色、化工等原材料需求的急劇上漲和這些產業自身的迅速擴張，并帶動能源、資源性產業以及機械、裝備工業的快速增長，拉動經濟的全面快速增長。三是外需增長強勁。近兩年，國際政治經濟環境變化，為我對外經濟發展創造了較好的條件。特別是美元對日元、歐元等主要貨幣貶值，2002年1月至今年5月，美元對日元、歐元分別貶值20%和30%以上，而人民幣釘住美元，這就使我國出口產品價格競爭力提高，2002年、2003年進出口增長率分別達到21.8%和37.1%，今年上半年，進出口增速達39%以上；2001年1月至今年6月，貿易盈余超過700億美元。外需的擴大促進了我國勞動密集性產品和一般消費品工業的較快增長。

　　從供給方面看，一是外資大量流入，2001年1月至今年6月，外資流入累計達到1869億美元；二是貨幣和貸款急劇增加，2001年底至今年6月，M1凈增29129億元(2002年增長16.8%，2003年增長18.7%，今年上半年增長16.2%)，M2凈增約80000億元(2002年增長16.8%，2003年增長19.6%，2004年1-6月增長16.2%)。貨幣供給的高速增長和急劇擴張，為貸款的增長提供了可能。加上各銀行存在降低不良貸款率的壓力，有增大分母的技術要求和主觀愿望，在低利率的條件和預算缺乏約束的情況下，客觀上促成了貸款的大幅增長。這就使固定資產投資擴張成為可能；三是低成本的土地供給。1997-2003年因建設占用耕地1400萬畝，平均每年200萬畝，其中，2000年197萬畝，2001年207萬畝，2002年334萬畝，2003年343萬畝。這種行政主導的、以土地作為原始投入，抵押貸款，吸引外來投資的方式就成為經濟擴張的重要方式。

　　如果上述因素得以合理利用，本輪經濟增長本可不偏離正常軌道的。但由于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過快，原材料價格上漲過猛，煤電油運全面緊張使各方面的關系繃得過緊，經濟運行成本大幅度增加，宏觀經濟穩定受到威脅。政府不得不采取宏觀調控措施，把經濟運行拉回到正常運行軌道。

　　宏觀經濟運行失衡的根本原因

　　宏觀經濟運行失衡的根本原因一是貨幣供給過多，而政策工具的運用存在兩難選擇；二是低成本土地支撐的城市化進程過快，超出了現階段發展水平和部分行業、部分產品的支撐能力，使供求結構失衡。

　　首先，國際經濟環境變化后，我國的貨幣金融體制難以相應調整。隨著貿易盈余、外資流入的增加，短短三年半的時間內，外匯儲備驟增了約3500億美元，在固定匯率的體制下，為了維護人民幣幣值穩定，央行不得不被動地買進美元，盡管采取了對沖操作，推出“央行票據”等措施，仍難控制基礎貨幣的過量投放和貨幣供給的超常增長，這就為投資擴張提供了貨幣保證，并增加通貨膨脹的壓力。為了控制通脹，通常應提高人民幣利率。但提高利率，又會擴大人民幣與美、日、歐等主要貨幣的利差，為國內外投機資本創造套利和套匯的雙重可能，進一步增加外匯流入，增大匯率升值的壓力。同時，會造成證券市場和債券市場的波動，增加金融的系統性風險。而現行的利率不動，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的辦法雖對抑制信貸增長起到一定作用，但增大了央行的調控成本和商業銀行的運行成本。同時扭曲的價格必然導致企業和個人行為的扭曲，使資源配置失效。如果既不提高利率，又不使人民幣升值，則宏觀經濟運行中不穩定、不健康的因素很難從根本上消除，而且問題將進一步積累，隨時都有可能再度出現，并為今后解決問題增加更大的難度。

　　其次，1994年的財稅體制改革后，中央財力不斷增長，調控能力有所增強。但由于中央、省、市、縣財權層層上收，事權并沒有相應調整，加上轉移支付體制還不規范，經濟發展水平越低的地方，財政越困難，政府層級越低的地方，財政越困難。各級地方政府換屆后，發展經濟，增加財力的要求更加強烈。有條件的大干快上，沒有條件的創造條件上，不少地方采取經營城市，濫占耕地，低地價甚至零地價招商引資，剝奪農民，透支未來，超出本地實際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使經濟偏離正常運行軌道。

　　根據問題的癥結，把宏觀調控短期措施放在管住土地，管緊貨幣上應該是抓住了關鍵，抓住了要害。事實上，土地問題，經過嚴肅政治紀律，采取行政手段，已初步得到控制，但內在機制并沒理順，仍潛藏著不利于宏觀經濟穩定的因素。而貨幣的問題，雖然增速下降，但負效應也開始出現，離問題的解決還有很大的距離。

　　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政策選擇

　　從政策導向和提法上，似不宜再提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而應根據變化了的情況，實事求是地調整政策導向，可考慮提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同時，控制政府投資，推遲國債資金的使用，如果財政收入仍保持目前的增長速度，甚至可以削減建設國債規模，以財政超收部分填補削減的國債資金投向，加強農村、社會等短腿部門。

　　從短期措施看，根據近期宏觀經濟的運行趨勢，可考慮暫不出臺新的從緊的總量調控措施，而加強結構性政策調整。理由：從物價的走勢看，糧價大體上不會再有大的上漲，食品價格也將相應穩定在現有水平上。物價的翹尾因素到9月份將逐步消除。生產資料價格在固定資產投資繼續回落的情況下，進一步大幅上漲空間不大。全年CPI控制在5%以內不會有問題。從解決當前經濟運行中煤電油運緊張狀況問題而言，升息等總量措施短期的直接效應并不明顯，只要銀行用好現有的貸款利率浮動等政策工具，真正分析市場風險，獨立審貸，控制固定資產投資貸款是有效的。值得注意的是，要積極調整貸款結構。到6月底，長期貸款增速仍高達30%，短期貸款增速不到10%，在總量緊縮的情況下，貸款向中長期傾斜必然加劇當前運行的矛盾，造成流動資金緊張和企業間資金拖欠。

　　因此，必須改變貸款結構不合理的現象，把宏觀調控的思想落實到具體的微觀措施上，使兩者相協調。另外，要根據土地市場清理整頓的情況，對通過清理驗收的規劃內用地和符合產業政策要求的項目，適時解除凍結，以防止來年增長后勁不足。對于電力供求矛盾，在加大供給力度，改善需求側管理的同時，運用價格杠桿，適度提高用電價格，分時計價，增加高耗電企業的運行成本，淘汰和限制缺乏競爭力的企業用電需求，避免人為調節造成的簡單拉閘限電和一刀切。對于居民用電，也可采取超額用電加價，補貼低收入家庭等辦法，促進家庭節約用電。通過市場調節，降低用電需求，緩解供求矛盾。

　　從長遠看，必須按照十六屆三中全會的部署，積極推進改革。特別是抓緊推進投資體制、金融體制的實質性改革，發揮資本市場和銀行的積極作用，提高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特別是加快利率市場化的進程，探索適合我國現階段發展水平和市場條件的匯率形成機制。進一步深化規劃體制改革，提高長期規劃、中期規劃和年度計劃的科學性，增強規劃與計劃的一致性和協調性，特別要避免計劃控制的部門、產業與市場主導的部門、產業發展的脫節，形成發展的瓶頸，造成經濟運行的波動。加快推進財稅體制改革，理順中央和地方特別是省以下各級政府的財政關系，使各級政府事權與財權相一致。減少政府對經濟發展的直接干預。通過改革，消除經濟運行中的體制性矛盾、結構性矛盾，為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打下堅實的微觀基礎，創造良好的體制環境，為宏觀調控提供有效的政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