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看似輕微的CPI上漲水平，已使國內部分居民承受力達到了十分脆弱的程度，并已成為某些社會群體中的難以承受之“輕”

    國家統計局不久前公布的2004年上半年及6月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 (CPI)分別達到了5.0%和3.6%；另據計算，同期核心CPI(一般CPI除去食品和能源等價格因素后)的增長水平一直保持在2%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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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宏觀經濟學家的數學模型里，這或許仍然只是一組“溫柔”的通脹數字，甚至還算不上通脹，因為在中國，5%被學界普遍視為通脹是否已經形成的分野。而在經歷了4年多的通貨緊縮后，國內的經濟學者一般認為3%—5%，甚至6%的上漲，都是屬于“居民可承受的、溫和的、恢復性的上漲”。

    但有關調查顯示，目前看似輕微的CPI上漲水平，已使國內部分居民承受力達到了十分脆弱的程度，并已成為某些社會群體中的難以承受之“輕”。

    城市低收入家庭“衣食有憂”

    或許被某些經濟學家輕視了的食品價格，首先成為了低收入群體的不可承受之“輕”。

    國家統計局城調總隊所做一項調查顯示，今年1-5月，10%的最低收入家庭每月人均可支配收入233元，僅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28.5%；月人均消費性支出233元——也就是說，所有收入全部花完(全國人均收支相抵則有90元左右的節余)。

    導致低收入家庭“零節余”的主要背景，正是食品價格的急劇上漲。據統計，每戶低收入家庭糧食支出每月增加13.2元左右，油、肉、禽、蛋及蔬菜五類必需品漲價，使每戶低收入家庭每月支出增加21元左右，共計增加支出34.2元左右，即食品支出額的14.8%是由于漲價因素付出的。

    盡管低收入戶每月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5.1元，增幅為12.5%，比全國平均增速高了近3個百分點，卻遠遠趕不上“低收入者CPI”的上漲速度。

    今年1-5月，這些低收入家庭每人每月食品消費支出118元，同比增長15.2%，恩格爾系數高達50.5%，比全國平均水平高11.7個百分點。

    由于恩格爾系數低于50%在國際上被普遍認為是溫飽到小康的一個最重要標志，所以，可以肯定的是，食品漲價直接導致了這些低收入家庭中的多數，在名義上，由小康再度降入溫飽階段。清華大學人文學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專家告訴記者，這將有可能影響我國“建設全面小康”任務的完成。

    這位專家同時表示，一些低收入者甚至有可能已進一步淪落到“衣食有憂”的地步。因為調查顯示，盡管今年1-5月這些家庭人均糧食消費額比去年同期增長19.6%，但平均每人每月糧食消費6.3公斤，比去年同期減少了0.17公斤，雖然比例不大，但由于糧食的彈性系數極低，所以，確實有一部分人已經到了“縮食”的地步。

    更讓人擔憂的是低收入者的健康安全。據一位參加該項調查的人士透露，這些人的肉禽蛋奶的消費量明顯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蔬菜也只是以土豆、大白菜、酸菜、白豆腐等大路菜為主，而且多是“哪里便宜去哪里買”，聯想到最近關于食品安全的那些觸目驚心的報道，“真的很為他們擔憂”。

    更重要的是，因價格上漲，低收入者購買每公斤糧食比去年同期多支付0.55元，購買糧食的平均價為每公斤2.37元，卻比全國平均水平便宜0.41元，這個價格和市場上的所謂“民工米”的零售價相差不多，而《財經時報》在對“民工米”進行調查時發現，這種含有最強致癌性物質的大米，在許多地方是從前年下半年開始大規模上市的——這正是糧價開始快速上漲的時候。

    宏觀調控與心理調控

    如果僅僅從名義CPI來看，通脹的夢魘似乎不足為慮。國內多數專家普遍認為隨著翹尾因素的弱化和宏觀調控效應的顯現，中國CPI同比漲幅將在8月，最晚第四季度開始掉頭回落。

    但食品等一些生活必需品的長期價格走勢則不容“樂觀”。

    社科院價格研究所一位專家向記者表示，隨著生產技術和生產率提高，工業制成品特別是大宗耐用消費品的長期價格將不斷走低。但資源型產品，如汽油、生活必需的水電等價格則會不斷上漲。糧食蔬菜等由于受土地資源限制，其價格總水平也將不斷上漲。

    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副所長趙錫軍指出，這輪食品價格上漲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各種監管措施如治理超載及食品安全檢查的加強，導致運輸、生產等環節的成本提高。因此，食品價格的上漲也是消費質量上漲的一種反映，而且越是和人民生活關系密切的產品，會因此上漲得更快，這也是在發達國家工業制成品往往更便宜，而食品價格卻高出我國幾倍甚至幾十倍的原因。而隨著我國居民收入、食品質量及安全標準的不斷提高，價格接軌也將是一種必然。

    面對這種必然趨勢，專家們普遍認為，強制性的價格調控只能是暫時手段，根本思路應當是采取措施避免價格上漲過程中對某些群體產生過激影響。而有形的經濟手段應當主要包括提高低保和加強社會保障水平等。

    記者在調查中發現，同樣作為低收入者，離退休人員的承受能力就明顯高于其他群體，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這些人保障比較完善，而且這一群體的醫療、住房、子女升學、就業問題等大多已經解決，盡管預期收入不多，預期支出同樣較少。

    而在《財經時報》進行的調查中，發現現實和預期收入均遠高于社會平均水平的都市白領，居然也成為對物價上漲敏感度僅次于低收入者的群體。

    趙錫軍認為，這主要是由于這部分群體預期支出較大，而“必須花錢的地方”也比較多，導致最后可自由支配的錢并不多。調查發現，在這輪通脹的情況下，許多都市白領的月“財政節余”甚至不如一些離退休人員。

    “當然，一些都市群體，特別是青年白領群體對通脹承受能力較弱，與這一群體普遍存在的過度消費的不成熟心理也密切相關”，趙錫軍認為，除了經濟手段外，一些心理輔導和觀念教育的社會手段同樣不可缺少，特別在社會劇烈轉型階段，這種手段對于大多數社會群體都十分必要。

    有社會學家指出，本輪通脹水平，包括食品價格上漲水平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發生的幾輪通脹相比，其實要輕微得多，但居民的承受能力卻遠不如當時。除了預期收入和社會保障水平下降等經濟原因外，也有心理上的因素——由于社會轉型而造成居民心理壓力增大，這一點點由經濟壓力轉化成的精神壓力，就有可能在某些人已不堪重負的心理上，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棵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