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曉

　　據說南方某個開放城市頒布了一項保障新聞自由的規定，世人皆歡欣鼓舞，惟獨我一位從事法律工作的朋友聞訊大罵：這是違憲行為！《憲法》明明規定，公民有言論和出版自由，為何多此一舉！一個城市有什么權力規定公民有新聞自由？難道其他城市不規定公民有新聞自由，公民就沒了新聞自由嗎？

蔡依琳演唱會票價1元? 法拉利版奧林巴斯現身 海納百川 候車亭媒體 財富之旅誠邀商戶加盟

　　如果都像我這位朋友那么激烈，上述批評大概也可以“扣”在有關投資體制改革的最新決定的文件上。不過，筆者已經告別了“激烈的年代”，并認識到終極目標固然很重要，轉軌過程中一點一滴的進步更加重要。南方那個城市出臺保障新聞自由的規定，以憲政的角度苛求的確是多此一舉，但在中國目前特定的轉軌環境和條件下，還是有其必要性和積極意義的。從這個角度看，對國務院《關于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就應該給予很高的評價。

　　《決定》給予企業放權的同時，對政府的權力給予規范和約束。這些都是學者和企業呼吁了好多年，民間爭取了好多年，本來就屬于投資者的權利，現權利還給投資者了，而政府的“看得見的手”則因此收縮幾許。誠為幸事一樁！

　　不過，反思《決定》，尚有以下幾點認識，可供討論。

　　一是《決定》的頒布是深化市場改革、保護私人產權的一個體現。比如，《憲法》修改中，寫入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由“引導、監督和管理”，變為“鼓勵、支持和引導”并對其“依法實行監督和管理”。再比如，十六屆三中全會在深化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首次明確提出了建立現代產權制度，并提出放寬市場條件準入，允許非公有制資本進入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和其他行業領域，以及進入一切法律不禁止的領域，非公有制企業在投融資、稅收、土地的使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與其他企業享受同等待遇。顯然，《決定》是符合制度創新的要求的，乃大勢所向，改革之必然。

　　二是《決定》頒布有利于完善宏觀調控。宏觀調控決非讓民營企業承擔調控成本甚至成為犧牲品。所以，很快，就有了保護民營企業發展的講話，有了《國務院關于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的出臺。民營企業應該清楚：政府發展民營經濟的決心決不會動搖，推進市場化改革的決心決不會動搖。

　　三是《決定》仍然只是初步的，仍未完全到位。

　　首先，《決定》的核準制度有可能在實施過程中成為變形的審批制。就像中國的股份公司上市如今只需核準即可上市，但實踐中的結果仍然與審批制度無異。項目投資核準制會否步公司上市核準制的后塵，且拭目以待。

　　其次，需要核準的目錄仍然太多、太泛。目前的目錄共涉及13個領域，除了日用消費品外，幾乎無所不包，而相當部分的項目，如能源、原材料、機械制造、輕工煙草、高新技術等，實在沒有太大的必要劃入目錄。

　　再有，投資改革需要和融資改革相結合，缺乏融資體制改革以及國有商業銀行改革配套，單純的投資體制改革能夠取得的成效要打折扣。舉例來說，政府不再直接管理一般項目投資了，那么銀行在審查項目時要負更多的責任，但中國的商業銀行能負這個責任嗎？如果商業銀行改革滯后，證券市場改革滯后，那么單純的投資改革一時還難以改變中國落后的投融資體制的局面。

　　調查顯示，中國的戶均資產在前幾年就達到22．8萬元，資產總量大大增加，而且種類更多，房產，股票、債券、銀行本幣、外幣存款、債權等，不一而足。而良好的投融資體制將使這些資產更有效率地流動，更加促進中國新一輪黃金增長。從這個角度講，《決定》的頒布將是長期利好，而2004年7月25日，有理由成為一個紀念日。在這一天，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又往前走了一大步，并且開始觸及到最難、最痛的體制硬核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