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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2008年奧運會也許會是歷屆奧運會中，包括即將舉行的2004年雅典奧運會在內，投入最大和成本最高的一次奧運會。
我看不要急于質疑或否認我的這一推斷。第一，這只是推斷而已；第二，要從投入成本———效益觀來分析，投入大、成本高沒關系，只要效益好，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齊觀，那就沒有什么可怕的。
這種推斷的根據是什么呢？
中國尚處于發展中國家階段，就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而言也只是處于初級階段，就整個經濟社會的綜合發展而言，我們的中期目標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因此，根據法國經濟學家佩魯的發展極理論，發展中國家不可能在短期內普遍同步地得到發展，只能先找一些條件好的地方重點扶植，允許它們先發展起來。無論是北京辦2008年奧運會還是上海辦2010年世博會，或者是廣州打算申辦一屆亞運會，都是利用改革開放20年歷程中已取得的成果，再抓住契機推動一下。在這樣的情況下，直接的間接的投入不可能小。要在與發達國家有不小差距的基礎上，在局部地區和一定時間內創造出一個相對差距不大的環境，投入當然要大，造成成本會比較高。雅典的投入就比悉尼高，悉尼的投入又大于亞特蘭大。這些投入產生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就北京市而言肯定會高出雅典和悉尼。市民最終得到的實惠肯定會多于這兩個地方。
國際奧委會一方面成立了一個專門的研究委員會討論如何降低奧運會承辦者的費用問題，提出了百條以上的建議措施。這些措施如果被通過，而且確實能減輕奧運會承辦者負擔的話，我認為也只能在2012年的奧運會上實施了。北京也許能從中受點益，但是廣泛受益的可能性不大。另一方面，國際奧委會也是出于減輕自身風險的動機，實際上加重了組委會承擔的費用。
從理論上看，組委會可以從國際奧委會直接進行的電視轉播權銷售，還可能有互聯網轉播權的銷售以及世界級贊助商市場開發中的比例分成中取得10億美元左右的份額，但是實際從這些份額中得到的現金是有限的，實物占相當比例。而且還要從中扣除應由組委會負擔或分攤的服務費用。這可視為一種費用的轉嫁。我不列舉詳細情況了。只舉一例，2008年北京奧運會電視轉播的實施由國際奧委會與組委會共同組織的一個“合資公司”進行，組委會要向這個公司支付一筆不小的費用。這筆費用高于中央電視臺購買中國境內電視轉播權的費用幾倍。這從客觀上也增加了我們的投入和成本。從效益上看，世界輿論普遍認為北京奧運會的影響是以前歷屆奧運會難以相比的。這些影響發生作用的時間早，影響面大，持續時間更長，正面效應還是很大的。問題在于我們如何利用之。
從目前情況看，21世紀還沒有進入全面穩定的階段，國際上的不穩定因素還沒有被有效地抑制。這些不穩定因素是超越國界的，攻擊目標是廣泛的。如果把它視為一種戰爭，則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導到政治目的之上。如果把它視為一種罪惡的破壞，則把人們的注意引向罪行事實本身上來。在安全保證上，無論是防止恐怖襲擊，制止信息網絡的破壞，還是保證公共設施安全運行無事故等各個方面，所需要的投入恐怕是越來越大，還看不到趨緩的因素。由此所產生的效益應該是加強了國家的整體防衛和防范力量，確保了國內穩定的環境。
在這樣的高投入之下，如何降低成本，特別是避免不必要的和因決策失誤產生的浪費就應提到議事日程上了。
《市場報》 (2004年07月30日 第二十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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