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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離“全球最佳企業家城市”有多遠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7月30日 04:12 中華工商時報

  慎海雄季明/文

  日前,通用汽車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瓦格納宣布,將其亞太區總部從新加坡遷至上海,通用因此成為首家將地區總部遷入中國內地的全球汽車生產巨頭。

  至此,設立在上海的外商投資性公司和管理性公司,被認定為跨國公司地區總部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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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增加到69家!敦敻弧啡500強企業中已有281家進入上海。其中,166家在上海投資了837個項目,26家外資銀行和保險機構設立了30個營業性機構,89家建立了上海辦事處。

  聯想到一年前“福布斯全球行政總裁會議召開前,這本全球知名的財經雜志將上海稱為“全球最具潛力的企業家城市,福布斯亞太地區副總裁威廉·愛德默普評價說,目前的上海是20世紀80年代的華爾街、90年代初的香港和90年代末的硅谷的混合體。上海這顆“東方明珠似乎正在將巨大潛力化作現實。

  可是,在每年年初召開的上海市人大和政協會議上,代表們熱議的焦點話題總少不了“上海為什么很少誕生本土的企業家。無論是福布斯或是胡潤排出的中國內地富豪榜上,都鮮見上海籍企業家的身影。

  民營企業家

  “夾縫”中求生存

  上海在歷史上曾是一個盛產企業家的搖籃。但在計劃經濟年代,上海成了中國國有經濟發展的典范。一直到中共十五大以后,隨著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的突破,上海充分發揮其區位和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的優勢,民營經濟才得到實質性發展。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上海民營企業出生伊始,就處于“夾縫狀態:其外,左鄰右舍是民營經濟高度發達的浙江和江蘇,一些原本適合民企成長的行業和市場早已被江浙等地的民企“大鱷紛紛搶占;其內,強勢發展的國有經濟和實力雄厚的外資經濟不斷做強做大,上海民營企業家在本土的生存空間顯得局促。

  來自上海市工商局的信息表明,2003年,上海民營經濟迎來了歷史上最快的發展階段———全年新增民企91556戶,同比增長35.6%,增速為歷年之最;全市私營企業的數量已超過29萬戶,在各類企業總戶數中所占比例為64.2%,同比增長8.2%;在個體私營經濟中的從業人員已接近350萬人,占上海全市就業人員的1/3強。盡管在數量上獲得高速的發展,但是在國企、外企和民企的“三足鼎立格局中,在與江浙經濟的互融與競爭中,上海的民企仍處于明顯的“弱勢地位,大多數民企依然是“散、亂、小。

  2002年,上海產品銷售收入超過1億元的民營企業僅79家,至2003年才突破100家;相比之下,浙江省早在2001年產品銷售收入超過1億元的企業就有250家,2003年更是達到1367家;2001年全國規模以上民營企業500強中,浙江有175家,江蘇有49家,而上海僅有28家,2002年則降至22家。

  作為私營企業的后備軍和吸納富余勞動力的重要渠道,上海個體經營戶的數量也相對偏少,目前只有浙江和江蘇的1/4左右。

  與遍地國有大集團、外資大公司的實際相對比,上海民營企業在本地的影響力更是微乎其微。目前,外資、合資企業的工業產值和GDP已經占到上海經濟總量的2/3,而民營經濟只占11%左右的份額。上海市工商聯副會長唐豪分析認為,上海國資、外資的規模和數量都很大,品牌也比較響,而且不少是基礎性產業,民資在短時期內很難進入,需要尋找鼓勵民資進入的新途徑。近年來,上海加大了國資改革的力度,加快了國資調整和國企投資主體多元化的改革步伐。但有不少人士指出,上海的國資改革目前主要還是國企之間的相互參股和吸收外資參與,由于推出的國資“塊頭都比較大,本來就已弱小的上海民企只能作壁上觀。

  今年3月,上海第一個特大型國企的改制方案推出,由上海電氣(集團)總公司拿出核心產業約62億元凈資產,通過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掛牌上市。最終,一家新的混合所有制的上海電氣集團有限公司成立,注冊資本90.11億元,其中上海電氣集團、寶鋼集團和申能(集團)有限公司等3家國企占80%的股份,民企所占的20%股份均來自廣東珠江投資有限公司等3家外地企業。

  從“冒險家的樂園”

  到“CEO俱樂部”

  日前在上海各大電視臺熱播的一則啤酒廣告唱道:“世界其實很小,上海倒是個大舞臺。這句歌詞如果理解為上海是個“大舞臺或許更加貼切———目前的上海,是適合已經成功的大企業家的城市,而不再是“冒險家的樂園。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張軍教授認為,上海沒有產生企業家的原因在于上海長期以來所形成的人力資本的比較均勻的分布特征。50年來,上海經濟一直以制造業為主,在這個背景下,她所需要的不是企業家或企業家精神,而是大量具有均勻的知識和技能、具有敬業精神和團隊合作精神的實干的人以及高效的管理者。

  正因為如此,上海的城市建設似乎與國際上的大都市別無二致,但上海經濟的角色與倫敦、巴黎、紐約之類的服務型、消費型城市大相徑庭。

  在張軍教授眼中,在紐約代表城市活力的是那些最前衛的年輕人,如歌星、影星、藝術家、金融家和咨詢師們,紐約仿佛是這些人的!拔易咴诩~約的大街上,感覺特別輕松;而走在上海的大街上,感覺很沉重。在上海的地鐵里,你遇到的人,往往都是擁有高學位、特別是MBA的人。

  但創新或企業家精神并不必然地與MBA聯系在一起。相反,兩者常常背道而馳。在制造業的發展史上,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哈佛大學的一位教授發現,創新很少在已有的大企業中產生。所以,在上海,缺乏創新或企業家精神似乎不難理解。

  這個現象與上海的人力資本的均勻分布特征以及以制造業為主的經濟結構關系甚著。在制藥、機械、造船等成熟產業中,人們的思維和行為方式被塑造成型,成熟的技術、成熟的市場自然沒有給上海留下什么創新的空間。張軍教授認為,制造業是一種“固定的體制,而創新和創業所需要的是“變化。

  變化需要的是個人的英雄主義和浪漫主義的精神環境,而在“固定的體制里,受到推崇的是集體主義的精神和均衡的精神,個人價值得不到突出的表現,個人的創新精神也受到壓抑。這意味著,創新從本質上說是一種“體制外的、民間的、自發的活動,這種活動無法在“固定的體制內孵化生長。

  今天的上海已不再是“冒險家的樂園,而更像一個CEO的俱樂部。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使上海變成了中國最大的制造業中心,這就使得上海的人才、技術、基礎設施等都嚴格地帶著“產業特征。

  一大批優秀青年選擇做風險較低但收入穩定的“白領,是上海缺乏企業家精神的另一個重要原因。上海傳統文化有含蓄、內斂的特點,上海人聰明,但不精明,有中庸、穩重的實干精神,卻缺少敢冒風險的闖勁。這種文化傳統促成了上海高級“白領輩出、“首領卻難覓的狀況。

  在上海,大學畢業生有很多機會可以獲取收入高的職位,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他們的創業激情。而在另一方面,上海投資渠道多元,許多有一定資產的人可以選擇股市、樓市等進行投資,客觀上造成創業資金的匱乏。

  商務成本

  過高的創業門檻

  商務成本問題是近年來上海經濟發展中的一個熱點。自浦東開發開放以來,上海經濟已保持了連續11年兩位數的增長速度;與此同時,大量外資和異地大企業的涌入,加上申博成功,使勞動力和土地兩大生產要素成本迅速上升,進而使上海的商務成本逐年提高。上海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的一項研究認為,從中長期看,上海商務成本的較快增長將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最大風險。目前在世界20個大城市中,上海的商務成本排名第14位,高于河內、曼谷和雅加達,與新德里相近;在國內,僅次于北京,高于深圳和大連。在房地產市場,上海的房價更是飆升到全國之冠。“這頂沉甸甸的冠軍‘帽子’,嚇退了不少投資和創業人士。上海大學一位專家直言不諱地說,“過高的房地產價格,不僅阻擋了許多希望來上海發展的科技精英,也讓普通百姓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和經濟負擔。

  上海致達集團董事長嚴健軍認為,上海作為經濟中心,確實是民營經濟捕捉商機的好地方。比如,上海的社會治安等環境非常好,政府的信譽度高,海內外的信息在這里匯集等等。這也是為什么近年來有10多萬家外地企業將總部搬到這里的原因所在。但不可否認的是,在上海如此高的商務成本下,指望更多的本土民營企業從小到大快速成長,不大現實。上海市浙江商會秘書長陳康漢認為,外地企業“如果沒有完成原始積累的,最好不要到上海來,否則不會有出頭之日。

  根據上海市政協經濟委員會的調查,不斷攀升的商務成本,特別是土地、廠房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昂貴價格,使民企的發展受到極大制約。除房地產等行業外,許多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利潤很低,沒有多少資金用于產品研發或市場推廣。

  值得關注的是,過高的商務成本還產生了“擠出效應,上海與周邊城市的關系正在由過去的經濟帶動關系變成彼此競爭關系。據落戶滬郊嘉定的亞化科技公司反映,除土地成本外,上海有多項成本比周邊高得多。如土建成本,嘉定每平方米約1000元,昆山為600元至800元,蘇州為800元至900元。正因為如此,不少企業開始選擇到上海周邊城市投資。最近,亞化科技公司投資8000多萬美元參股的兩家高新技術企業已經從嘉定遷移到了蘇州。

  不少經濟界人士同時認為,像上海這樣的國際化都市,商務成本上升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有其合理性和客觀性。隨著市政建設、配套設施的逐步完善,上海地價的繼續上漲也很難控制。但是,商務成本不是不可以調控的。問題在于,商務成本應該如何調控才更合理和有效?

  上海財經大學有關專家建議,政府應通過經濟杠桿、產業引導、改善服務等手段,調控商務成本,促進商務效益的提高。當前,要從產業發展布局出發,對星羅棋布的郊區鄉鎮經濟園區進行真正的整合,改變園區“小、

  散、多的無序競爭狀態,尤其要注意克服一些民營(私營)經濟園區出現的“重引資、輕服務、“以數量換政績的苗頭,切實扶持那些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國內外市場前景廣的民營企業。同時,要多層次地開展企業職工

  的社會保障,降低新辦企業“硬成本中的社會負擔比重;重新審定政府各項管理和收費制度,廢止由政府主管部門所屬中介機構執行的變相行政收費。抓緊制定上海市商務環境(成本和效益)測評的綜合指標體系,把政府服務效率、政策透明度、企業商務支付成本、基礎設施條件、人文環境要求等要素列入指標體系,定期公布。

  政策“一視同仁”

  企業家方可發展

  在上海各級政府部門的統計資料和公報中,至今沒有把民營經濟作為一個部分來進行分析,在區分民營與非民營經濟上至今也沒有統一的標準。上海市工商聯的有關人士指出,雖然近年來上海市出臺了一系列推進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但與政府對國有經濟的支持相比,對民營經濟的支持力度還不夠。事實上,上海民營經濟比周邊地區更加需要政府的支持,惟其如此才能獲得更多的拓展空間。

  在調查中,一些經濟界人士認為,上海政府部門的職能太“強大。不少部門具有雙重職能,一方面履行行業管理的職能,另一方面又有管理下屬或歸口企業的職能,在制定政策規范時,往往先考慮歸口企業的利益。一些民營企業經營者私下抱怨:政府部門開會征求意見時,很少直接聽取民企的意見;好不容易被邀請與會了,也基本上是國企大老總們的聲音。

  民企與國企、外企的市場準入“門檻不一致,是民營企業經營者呼聲最大的問題之一。由于部門壟斷經營,民營經濟在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等近30個產業領域中存在一系列進入壁壘,尤其是基礎建設、大型制造業、金融保險、通訊、科教文衛、旅游等社會服務業,在國有產權交易領域的進入也很少,呈現嚴重的投資結構不均勻狀態。在一些社會服務方面,民企的待遇也明顯低人一等。如上海民企用車的車牌必須參加競拍,而外企按注冊資本額度發放,國企則可以申請免費牌照。

  上海市工商聯有關人士認為,雖然近年來政府對民營企業的扶持力度有所加大,出臺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要求“在投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和外貿等方面消除所有制差別,但由于政策規定在具體執行中的滯后性和限制,許多由地方部門制定、掌握的規章制度、實施辦法、配套文件等仍然存在歧視性條款,民企進入一些新興產業領域的“門檻尚未降低,獲得技術資質認證的難度相對較大,獲得銀行貸款的幾率和貸款的數量普遍較低,獲得有效信息的指導也相對較差。

  不少經營者認為,上海許多由政府管理部門轉化又兼有行政管理職能的行業協會,如個體勞動者協會、私營企業協會、工商聯等,目前的服務依然是舊有的模式,基本沒有在產業引導、技術資質提升等方面發揮對民營經濟的服務功能。在信息傳遞方面,這些中介組織依然偏重于傳遞政府自上而下的聲音,而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饋往往得不到重視。

  在對民營經濟“一視同仁的問題上,不少民企經營者認為,首先要在觀念和認識上加以突破,不能繼續以“寧國勿外、“重外資、輕民資的觀念對待民營經濟。江浙等地發展民營經濟的實踐早已證明,民企與國企之間完全可以從此消彼長的關系變為相得益彰、相互促進的關系。國有經濟也只有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有效借鑒民營經濟的成功之道,才能真正發展壯大,一味靠政策的呵護是持久不了的。對民企發展要“放膽、放心而不是處處設防。同時,要從立法規制、服務力度和權益維護上,盡快清除法律、政策、行政和技術等方面的障礙,讓民企真正享受與國企、外企同等的待遇。民營經濟的發展應列入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中長期規劃,應制定和公布民間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和相關政策匯編,分發給民企。應該降低的準入“門檻要切實降低,尤其要防止某些壟斷產業部門為撈取“壟斷利潤而隨意抬高準入標準,出現對民營經濟的“隱形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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