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福格爾（美國）

　　如果我們采用傳統的標準來衡量增長，美國2000年的真實收入比1900年的水平增加了6倍。然而，如果采用調整過的衡量標準，美國現在的真實收入就比1900年的水平增加了2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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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句話說，當前美國所消費的商品和服務中有70%并不包含在可度量的經濟之內

　　衡量標準的變化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當中，富國的經濟運行特征發生了劇烈的變化。但是，現在經濟學家們用來衡量經濟增長的指標GDP及國內生產總值和人均生產總值，已經不充分了。

　　他們沒有考慮到技術機能進化。我指的是高速技術變革和人類生理學進步之間的合力。由于這種合力的存在，人類對他們的生存環境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控制。這種新時代的控制可以使人把自己的尺寸平均增加了5寸。

　　技術機能進化的另一方面是消費結構的變化以及在工作和休閑之間的自由支配時間。

　　在20世紀當中，每年的工作小時幾乎下降了一半，以至于一個富裕國家的一家之主現在每年僅僅工作1700個小時，有些國家已經降低到1600個小時。由于家務工作的機械化，現在一個典型的已婚婦女同樣也花時間在閑暇上，而不是工作上。美國經濟學家凡勃倫將這些富人稱為有閑階級，但我們不應該認為有閑階級中的人們都是懶惰的。

　　為什么最近幾年中謀生工作的時間大量減少呢？我們注意到，并非僅僅是每年和每周的謀生工作時間在減少，正是這一現象暗示了問題的答案。人們把自己一生中的自由支配時間花在謀生工作上的比例下降得更加迅速，部分原因是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平均年齡比過去晚了5年，還有部分原因是平均的退休時間比一個世紀以前延長了11年。

　　由于科技的大規模發展，過去被視為奢侈品的商品，或者是想象中的乃至科幻小說中出現的商品，經過了20世紀的前三分之一時間，現在甚至連窮人都可以買得起。一個世紀以前，一個典型一家之主必須勞作1800個小時來獲取全家一年的食品供給，但是現在僅僅需要260個小時。

　　國家支出的模式發生了巨大變化，尤其是當額外的閑暇時間按照工人工作時間所掙的收入來衡量的時候。食品、衣服和住房，過去價值總消費的四分之三，現在僅僅在富國占12%。另一方面，閑暇從總消費的18%上升到67%。在衛生保健和教育方面的支出也有巨大的增加，從小于總支出的2%到大約占總支出的15%。

　　盡管如此，到現在所展現的數字不能充分地刻畫描述過去一個世紀中經濟增長的程度。因為在上述的計算中并沒有考慮到產出質量的提高，特別是在教育和衛生保健這樣的服務業。今天的中學生在健身房中所學到的東西比以前大學研究生還學得多，而且現在的青少年對于電腦懂得比他們的父母還多。

　　衛生保健方面更加具有戲劇性。一個半世紀以前，快到40歲和40歲剛出頭的人被慢性疾病所折磨，他們甚至比現在的快到70歲和70歲出頭的人更加痛苦。現在不僅疾病的平均發病年齡被推遲了，而且一旦表現出發病癥狀還有大量有效的治療方法。

　　保健和教育部門中大多數的重要進展由于國內生產總值而被忽視了，這是因為這些部門的價值是由投入而不是由產出來衡量的。

　　以美國為例，我個人粗略的估算表明，如果允許加入閑暇時間增加、衛生保健質量改善、教育質量改善這一類因素的話，過去一個世紀中美國經濟的年增長率幾乎能夠翻一番(從每年1.8%到每年超過3%)。

　　這些統計數據對于我們理解美國的生活標準的改變有著怎樣的含義呢？如果我們采用傳統的標準來衡量增長，美國2000年的真實收入比1900年的水平增加了6倍。然而，如果采用調整過的衡量標準，美國現在的真實收入就比1900年的水平增加了20倍。換句話說，當前美國所消費的商品和服務中有70%并不包含在可度量的經濟之內。

　　非實物資產的分配

　　我接下來將要簡要地考察經濟增長性質變革的另一方面，那就是高水平的經濟績效對于家庭和經濟體的產出分配的影響。那些擔心平等主義議題的人們傾向于將分配理解為實物商品的分配，例如食品、衣服和住房。

　　在20世紀最后60年左右的時間里，產出中實物產品占主導的現象以越來越快的速度消失了。隨著醫生、數學家、自然科學家、律師、教師、工程師等專業性從業人員的增長，非實物產品逐漸占據了主導，現在資產的主要形式已經不再是房屋、機械、或者輸電網絡，而是經濟學家稱為“人力資本”或者“知識資本”的勞動技能。正是這些非實物資產的規模和質量，決定了個人和商業實體在競爭市場中以及普通人在生活中的成功與否。

　　統治了上個世紀大多數改革運動的平等主義方針的議事日程，即現代主義的議事日程，是以實物再分配為基礎的。而后現代平等主義議事日程所強調的分析并不是貨幣收入的分配，也不是食品、房屋、或者耐用消費品的分配。在富裕國家中，例如美國，最難以處理的是精神方面或者非實物資產方面的分配不公。這些正是自我實現的斗爭中的關鍵性資產。

　　蘇格拉底提出的問題“怎樣才算是好的生活？”是我們思考后現代平等主義議事日程的內容一個非常好的切入點。從為了滿足物質需要所必須的工作解放出來，人們在公共服務、軍事冒險、慈善事業、藝術、神學、倫理學、以及道德哲學中尋求自我實現。

　　在一個大部分人缺乏充分營養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世界里，自我實現可能確實看起來像是純粹的裝飾，但是在一個即使連窮人也富裕的國家中就不是這樣了。

　　一些平等主義的支持者堅持認為當今美國窮人的實物水平是難以令人接受的。他們把現在和過去的生活條件混淆了。如果未能認識到上個世紀中即使對窮人而言其物質財富也有相當巨大的增加，這就會阻礙而不是促進在富裕國家中針對持續性貧困的斗爭，因為這里貧困的主要特征是同社會主流的精神上的疏遠。盡管實物援助在克服精神疏遠的斗爭中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但如果人們想當然的以實物環境的改善會自然而然地帶來精神上的改善的話，那么實物援助也很難發揮作用。

　　個人潛能的實現并不能被國家立法規定，也不能由富人提供給窮人。政府并不能把那些擁有優秀品質的人身上的美德轉移給那些并不具備這些美德的人，富人也不可能開出以優點為面值的支票。自我實現必須由每個人通過自己的一系列宣傳來逐漸發展。這里對于個人選擇的強調并不是對其他個體或者組織有沒有任何的作用。恰恰相反的是，個人選擇的質量和可能的機遇與這個人多大程度上被賦予了至關重要的精神上的資源密切相關。

　　對于精神上的公平要求并不是那么的需要金錢，因為這里的非實物資產大多數是通過私人的轉移而發展起來的，并沒有通過市場。雖然在各個年齡階段都有精神上貧乏的人，但是在被疏遠的年輕人和年紀漸老的人身上體現得最為集中。另外，一個比較集中的群體是年紀漸老的人。在美國超過65歲的人群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受到抑郁癥的困擾，因為他們與通常的社會網絡的聯系被切斷了。

　　全球市場的轉移

　　經濟增長變革的第三個方面是耐用品和高科技服務的全球市場所在地的迅速和徹底的轉移。這已經很難說是什么新現象了。過去的十年中出現了數千篇文章描述了形成中的東南亞市場。然而，我們并沒有很好地理解這些進展對于全球經濟增長演變的充分含義。

　　為了說明我的觀點，我將集中討論8個經濟體，它們都位于通常被稱作新工業化的國家或地區。其中包括了已經進入所謂富裕的集團的“亞洲四小虎”：新加坡、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和韓國。還包括仍未達到這一目標的四個經濟體，它們是中國大陸、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泰國，都屬于中等收入國家。世界仍然把這四個國家當作貧困國家。作為一個團體，在從1980年到1995年的15年中，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這8個經濟體的年平均GDP增長率為10.7%。不考慮金融因素誘發的不穩定性，這8個經濟體的年平均增長率恢復至6%到8%水平。結論是，它們的GDP的總量在1999年達到了6.5萬億美元，這大約等同于5個最大的西歐經濟體的GDP的總量，還相當于美國經濟規模的五分之四。

　　那么2030年的情形是怎么樣的呢？我們假設歐洲和法國繼續以每年4%的速度增長(采用傳統的GDP衡量方法)，這是它們近期的最高記錄。我們同樣假設新工業化經濟體的增長率僅僅達到其在過去的20年中增長速度的年均水平的四分之三(包含金融危機時期)。在這些假設下，新工業化國家或地區的GDP總量將達到大約60萬億美元，或者說超過歐洲和法國的經濟總和的15%。

　　如果這種情形持續下去的話，而且我們相信這是完全可能的，東亞和東南亞將成為占主導地位的全球市場，很大程度上能夠決定跨國公司要生產什么樣的產品，并且規定新產品的標準。“亞洲四小虎”已經實現了我這里所說的這種類型的增長很久，日本也做到了這點。

　　前面的這些分析有助于解釋為什么很多巨型跨國公司愿意冒著的風險來中國和東南亞投資，甚至不顧許多仍擺在投資者面前的困難。

　　我最后用一個問題作為結尾。假設新興工業化國家能夠以每年6%或者7%的速度繼續增長。這是否意味著技術領先地位將從西方轉移到東亞或者東南亞呢？我的答案是，并不一定。因為信息、生物化學、基因工程、以及能源工業等領域中的新技術是由基礎科學知識的水平推動的，所以關鍵問題并不僅僅是新興工業化國家或地區能夠以多大的速度培養出一大批高級科學家，還要取決于這些科學家能夠多么迅速地發現科學研究最優前途的新領域。

　　《國際金融報》 (2004年07月30日 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