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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兩個人的去世引起了輿論關注,一個是龔建平,另一個是楊小凱。把他們放在一起來談可能有些不倫不類,也會使一些人不愉快。但我想,盡管他們本身不具有比較性,然而,如果從他們身后留下的問題------公正與自由來看,在當下的語境和背景下,是有意義的。
先說龔建平。這位前國際級足球裁判于2003年1月29日被北京市宣武
區人民法院一審判決有期徒刑10年,罪名是收受賄賂。2000年至2001年,龔在受中國足球協會指派擔任全國足球甲級隊A、B組主裁判員職務期間,先后9次收受他人財物,共計人民幣37萬元。在法庭公布的證據中,就有他收受浙江綠城足球隊10萬元賄賂的依據。
但就是這樣一位"黑哨",他的過世竟然引起了軒然大波。在其追悼會上,媒體"販賣"著各種各樣的說法,集中到一點,就是"鳴冤"。妻子、親戚、朋友、律師覺得他死得冤,也就罷了,一般百姓也覺得他死得冤,甚至當年的反"黑"勇士和記者都認為他死得冤,這就需要讓人深思了。我想,原因可能在于:龔有自首表現,而且把贓款退回去了,但最后只有他一人被判了刑,其余的"黑哨"卻都相安無事,真應了那句流行的話:"坦白從嚴,抗拒從寬",因此,很多人認為,"讓環境中的個別的人物去承擔整個環境的問題所帶來的惡果,這是不公平的。"
從龔建平受賄來看,我想首先應該明了一點,不管對任何人,只要受賄就應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此,對他判刑是公平的。但龔案引起群眾那么大反響,的確又說明在反"黑"的處理上,有關部門是失職的。正如前浙江省體育局局長陳培德所言,"比較各行各業的反腐敗,足球的反腐敗是社會公開性最大,輿論監督和介入最多,司法也介入了,但結果卻不是透明度最高的一個。"為什么沒有人出來向社會解釋這一切?誰在掩蓋真相?從中可以看出,社會公正機制的缺席,不僅會使司法掃黑流產,而且也將會極大地挫傷民眾對反腐的信心。
對龔之死的"鳴冤"反映了人們對社會公正的盼望。中國的社會已經到了這么一個臨界點上:由于失業的增多,貧富差距的拉大,腐敗問題嚴重,以及種種不公平和不公正的現象,底層老百姓的挫折感和被剝奪感愈來愈重,社會正在走向一種資本、權力與勞動的對抗。我認為,要緩和乃至最終消除這一趨勢,必須改變社會資源的分配機制,保證起點和過程的相對公正。
社會公正的建立,這正是楊小凱的意義所在。與龔建平之死引起的非議相比,楊的去世則顯得哀榮備至,這不僅因為楊是華人世界最重要的經濟學家、新興古典經濟學和超邊際分析的創立者,還在于楊是一位一生關注中國命運,為了中國人的福祉而無所畏懼的愛國者。
楊小凱有過10年的牢獄之災,所以他深知自由的可貴。無論是在經濟理論中,還是他對現實的批判,無不滲透著一種自由主義的精神。比如在很多人大談后發優勢的時候,他力倡后發劣勢。他認為,落后國家有兩種模仿,一種是模仿人家的制度,一種是模仿人家的技術。當落后國家模仿技術的空間越來越大的時候,它就越來越不愿意搞制度改革,因為制度改革是痛苦的。像我國的家電行業,靠模仿外國的先進技術,進口部件、生產線等,似乎不改制度也可以過得去,也會有增長,但長期來看,則會出問題,蘇聯就是一個教訓。"后發劣勢最重要的弊病不是國有企業效率低下,而是將國家機會主義制度化,政府既當裁判,又當球員。在這種制度下,國有企業效率越高,越不利于長期發展。"這些話在某些人聽來似乎不好聽,但確有振聾發饋之效。
楊小凱認為,自"五四"以來,中國人更多地倡導科學和民主,卻忽略了自由與共和,而建立起憲政規則和政府可信的承諾機制,限制政府機會主義行為,才是中國走向繁榮富強的根本。
在楊小凱寫下的大量批判現實、解釋現實的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憂國憂民的靈魂。中國正處于社會變革的過程中,市場經濟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不可逆轉,但中國是否能成功轉型,并最終走向現代社會,一個重要的標志就是自由和憲政。以此觀之,路還很漫長。所以,在當今中國,我們需要學會像楊小凱那樣思考和說話。
龔建平死了,但公正不能死；楊小凱死了,但自由不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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