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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勁
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兩位高層官員近期針對人權問題的兩次講話。一是：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孫謙在長春市召開的羈押制度與人權保障理論研討會上說，在刑事訴訟中需要更好地保障人權，羈押制度應符合人權保障原則（見7月26日《檢察日報》）。二是：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張耕在青島召開的全國基層檢察院建設工作會議上說，檢察機關要在辦案中
依法尊重和保護人權，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維護社會的公平與正義（見中新社青島6月16日電）。
兩位高檢副檢察長分別針對人權問題發表講話，這決非偶然。不久前，最高人民檢察院曾做出決定，從2004年5月到2005年6月，集中一年時間，嚴查侵犯人權犯罪專項活動。兩位副檢察長的講話不僅可以看作是對這次專項活動的配合，也可以看作是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構對人權保障的重視。但是，在讀了兩位副檢察長的講話后，人們不免仍有許多疑惑。首先，對于人權保障原則的具體內容，目前沒有一個準確、嚴格的定義；其次，作為司法機關需要尊重的是哪些人權、需要保障的又是哪些人權，我們至今也不清楚具體的內容。
兩位副檢察長對人權問題沒有做深入地分析，社會民眾對于人權問題也存在疑惑，這都反映出一個問題：目前中國在尊重和保障人權問題上，僅有憲法概念是不夠的，必須盡快制定一個法律規范，使人權保障能夠真正實現制度化、規范化。
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是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的一項重要內容，但是，對于人權的具體內容并沒有做詳細的規定。
當然未做詳細的規定，這并不意味著尊重和保障人權是一個空洞的概念，我們可以把憲法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重新領會和把握“公民的基本權利”的內涵，進一步認識憲法有關公民基本權利的其他原則性規定、人權原則與其他憲政原則的內在聯系和有機統一。但是，這樣的理解和把握，理論性太強、專業程度太高，而且在理解和把握時，難以徹底消除主觀性和隨意性帶來的“誤差”。這些問題都亟待通過對“人權保障原則”進行專門立法來予以規范。
列寧曾經說過：“一切‘民主制’就在于宣布和實現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只能實現得很少和附帶條件很多的‘權利’。不宣布這些權利，不為立即實現這些權利而斗爭，不用這種斗爭精神教育群眾，社會主義是不可能實現的。”可見，實現人民民主，尊重和保障人權，不僅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而且，頒布國家尊重和保護人權的具體內容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任務。中國共產黨在誕生之初就舉起了“爭自由，爭人權”的旗幟，1940年開始，又在各民主革命根據地制定了保障人權的專門法規，對人民享有的各種自由權利不受侵犯的具體措施，做了詳盡的規定。但是在解放后，由于中西方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分歧，保障人權的專門法規不僅悄然隱退，而且談論人權也變得諱莫如深，時常言不及意。
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提升到憲法的高度，是對執政治國提出的具體要求。對“人權保障原則”進行專門立法，建立健全以憲法為基礎的行之有效的人權法律保障體系，明確人權尊重和保護的具體內容，是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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