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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認識的經濟學，以我的親身經歷而言，當下正遭遇著兩個不幸：一個不幸是楊小凱教授的去世，另一個不幸是經濟學正在遭受著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
先說楊教授的去世。以楊教授在國內外經濟學界的地位，我是不夠資格來寫文章悼念他的，因為我充其量只是他教過的千百學生中的普通一個，且是只有一課之緣而已。記得大概是2001年的什么時候，楊教授應我的導師———北大的胡堅教授之邀，
來給她的十幾個學生上了一堂超邊際經濟學的課。我不但仔細聽了這堂課、參加了課間的討論，還和大家一起受到教授的當面邀請，參加其在加拿大舉辦的“超邊際夏令營”。在這堂課上，楊教授生動地介紹了他和另外一位經濟學家共同創立的“新興古典經濟學”之核心：超邊際經濟分析方法。他運用一個汽車廠商和城外超市的例子，論證了為什么按照超邊際的觀點，在某些情況下，汽車廠商的邊際收益會遞增。
這個瘦而樸實的來訪教授給我的印象好極了。但那時，我不知道，也許他本人也還不知道，大概在那時教授已經患上了肺癌。我其時并不了解這位老師曾在文革期間遭受十年牢獄之災，也還不知道他在國外經濟學界的影響不弱于我所欣賞的另一位華人經濟學家張五常，只不過楊在坊間不像張那樣廣為人知。后來又讀了一兩本楊教授寫的書，知道他在國外編雜志、寫書、廣教中外子弟，很忙碌，也很有成就。但是，真正覺得這個人可親、可敬，是在這個周末讀到關于他去世的消息以及相關的通訊和回憶文章，才對他有了更多的了解，知道他的死稱得上天妒英才。
更令我慚愧的是，我曾經因為對楊的課堂印象，以為教授的思想、行事一如其相貌之平和、平常。殊不知這位早在20歲的年齡上，就寫出了“中國向何處去”這樣的石破天驚之作；在年至不逾之時，仍會彈出“后發劣勢”這樣的逆耳之言。與“國內很多嘩眾取寵、政治宣傳式的經濟研究”（楊語）不同，在楊的身上可以看到治學的嚴謹和獨到、獨立的觀點。這樣一個卓有建樹、特立獨行的經濟學家的去世，不能不說是當今經濟學界一大損失和不幸。
經濟學最近的第二個不幸，恰好就是楊教授的風格的對立，即經濟治學的粗放、觀點的蕪雜和隨波逐流，以及一批被經濟的屁股所指揮的腦袋。換句話說，我們正在經歷著嚴重的經濟學紊亂癥，以及不斷蔓延的信任危機。
回想一下，去年以來關于緊縮的爭論余言猶在耳際，我們就突然轉入了另外一個膨脹時代；在局部過熱和整體過熱還沒有辯明的時候，我們據說又被“調控”進了一個說不清“冷熱”的下半年———明明是一盆餡，卻包出了兩樣餃子，你信不信這個褶（哲）？
最近的驚人之語來源于幾位活躍的青年經濟學家：現在我們不但不知道該踩剎車還是該踩油門，甚至我們都不知道中國經濟這部新車的剎車和油門在哪里。問題之玄，就好比去問那包餃子的大嫂：是把這餃子陷包進皮兒里頭，還是包在那皮兒外頭？也好比去問那股評家，你說1400點是個“鍋底”還是個“鍋頂”？
我大約一個月前寫了篇雜文，判斷中國經濟宏觀調控的市場化階段即將到來，現在看，這個階段可能會來得稍微慢一點。為了這個階段的到來，我曾在文章中建議要重溫一下經濟學原理，現在對這個建議我也有點猶豫。
要是經濟學連這點“餃子皮兒”的事情都說不清楚，還勞神溫習它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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