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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有收益就會有風險，高收益就會有高風險。除非你的企業或事業處于自然壟斷或行政壟斷之中。
那么辦奧運會有沒有風險？這種風險是否可以承受或者化解？在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成功舉辦之前，各屆奧運會幾乎都是支出大于收入。甚至1976年的加拿大蒙特利爾奧運會被號稱虧損近10億美元。在1976年，10億美元是一個可怕的數字。因此，奧林匹克運動中稱之
為“蒙特利爾陷阱”。這一“悲劇”直接導致沒有城市敢辦1984年的還未有人接手的奧運會。于是就出現了對奧運會進行商業運作的第一個敢吃螃蟹和第一個吃到螃蟹的人———尤布羅斯。這里我想說的是，第一，蒙特利爾奧運會如果按現在國際奧委會規定的算帳方法，不會有那么大的虧損；第二，國際奧委會在1980年由薩馬蘭奇接任主席后，如果沒有采取一系列的“開放政策”，如果沒有因無人申辦1984年奧運會而不得不降低某些條件，那么尤布羅斯即使天大的本事也難以做到最后可以驕傲地宣布有幾億美元的盈余�，F在辦奧運會要講求經濟上盈余了（按國際奧委會的算賬辦法），因此風險問題就應運而生。奧運會的組辦者不得不重視風險問題，包括傳統風險和非傳統風險。
對奧運會的風險評估，國際上有一些風險專家，也有一些專門處理奧運會風險問題的專門服務機構，他們也爭先恐后地向北京奧運會組委會“獻計獻策”。我不是風險問題專家，對于保險問題也只略知一二。但是，我覺得不同性質的奧運會組委會，呈現的風險程度也是有區別的。國際奧委會對不同組委會面對風險的擔心和關心程度也不一樣。有些風險因素是共性的，有些則是互有區別的。我覺得這是北京奧運會組委會應持有的基本認識。我認為總的來看，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風險由于組委會是政府主導和支持的，風險相對前幾屆要小一些。
我們是按照市場經濟而不是計劃經濟來進行北京奧運會的微觀運作的，因此風險研究和對策是不可少的課題。據我所知，組委會內有專家一直在關注這個問題。非典剛過時，我還看到組委會內部的一份關于非典與2008年奧運會風險問題的分析報告。
我隨便舉幾個傳統風險因素來略作分析。對非傳統風險因素如防止恐怖主義襲擊、防止電力、供水等全局性故障、防止電腦黑客和病毒襲擊等，需要國家的專門部門去分析，外行人插不上話。而傳統風險因素不能夠因為即使發生虧損危機也有中央政府保證補足這個“包底”措施而忽視。譬如，最近世界上有些政客嚷得很厲害的要人民幣更浮動、逼人民幣升值一事，我們就要做預測和防范性的研究。因為我們與國際奧委會有10多億美元的賬要算。實際上出口退稅率的平均稅率降低對人民幣實際匯率會有影響。悉尼奧運會最后因為澳元對美元的貶值而使組委會有賬面上的盈余。
這幾年，我國固定投資價格的走勢也值得關注。奧運會的相關基建主要是固定資產投資。組委會的賬面上當然不必與基建“合并報表”，但從我國對奧運會（包括中央和地方）的投資來看，不能掉以輕心。
將來我國經濟的走向是走出通縮進入通脹，或是能在五六年內維持輕度膨脹。現在實際上貨幣供應量和信貸量在加大。儲蓄率也大大超過正常居民收入的增長率。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可看作通脹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因為我國目前的私人儲蓄（含以私人名義的儲蓄）不易直接轉化為資本，因而帶有潛在威脅性。
政府人士理財容易忽視風險，我看有必要再提個醒。
《市場報》 (2004年07月23日 第二十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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