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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林林
據媒體報道，上海警方近日偵破了一起“紅包訛詐案”：從今年5月底到6月下旬，上海一些醫院的主治醫生陸續收到了內容大同小異的“患者家屬”來信。來信者自稱，曾給醫生送過紅包，如今正在整頓行風，想要討回紅包。他要求醫生把800元或1000元打入他的銀行卡，否則就讓對方身敗名裂。警方幾經排查，日前將犯罪嫌疑人李淼州抓獲。
報道中有兩個數字值得一提：一是，在華東醫院、第一人民醫院、靜安區中心醫院等，“共有33名醫生收到了39封訛詐信”；二是，截止東窗事發，犯罪嫌疑人李某已“陸續收進了八九千元”。
訛詐者，必將受到法律的制裁。但被敲詐者居然如此容易“上當”，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反思。
如果對收信者與“上當”人數作一個簡單的比例運算，得出的結論是：大約有1/3的主治醫生，乖乖地將錢打到了李某指定的賬戶上。也就是說，這些主治醫生當初肯定收過病人的紅包，正因為害怕“身敗名裂”，只能被迫就范。那么，還有沒有正在商量“對策”，或是膽子大一點、不為訛詐所動的“紅包醫生”呢？筆者推測，肯定是有的。
報道中，還有一個細節同樣不容忽視。李某系福建安溪人，對上海一無所知。事先，他在老家上網，搜索到了上海一批醫院的地址和主治醫生的名字，然后“按圖索驥”，炮制、寄發訛詐信。換言之，李某是在沒有任何依據的前提下，開始他的犯罪活動的。由此不難看出，在高職級醫生中，醫德低下、惟利是圖者已不在少數———能在網上為所在醫院“裝點門面”的主治醫生，職稱至少在副主任醫師以上。非常不幸的是，在這場類似于“任意抽樣”的博奕中，竟有那么多教授或副教授級大夫被這個來自外地的“鄉巴佬”嚇得半死，深恐得罪了“患者家屬”。試想，連大批堪稱醫界精英的主治醫生尚且收受紅包，那其他醫護人員又當如何？
自衛生系統整頓行風以來，各地醫院都在采取措施，禁收紅包。見報、上鏡率最高的措施是，讓醫護人員簽訂拒收紅包的承諾書。有兩三個省的衛生廳還硬性規定，醫生收受紅包2000元，將被辭退。這些治理措施當然都不錯。但時至今日，好像還沒有看到哪家醫院由教授、主治醫生聯名發起“拒收紅包”活動的新聞。不知是這些年歲偏大、高職稱大夫情所不愿，還是他們自認“清白”，實無必要“有辱斯文”？
上海“紅包訛詐案”從另一個側面告訴我們，主治醫生們大多擔任著醫院主任、副院長之類行政職務，他們掌握的醫療權力比一般醫生大得多。在權力失去監督的情況下，滋生腐敗的幾率也就更大。所以，我認為，整頓醫風醫德，禁絕紅包，應該先從具有高級職稱的主治醫生抓起。
《市場報》 (2004年07月23日 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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