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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金融報記者 黃蕾
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中國掀起了當代史上規模最大的“非農化”轉移浪潮，農民工外出打工已是大勢所趨。然而，我們同時也要看到，由于生產、生活方式的轉變，農民工也面臨著職業角色轉型帶來的一系列新問題，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職業安全與健康問題。
北京市協作者文化傳播中心是一個關注農民工健康安全的非贏利組織。作為該中心首席統籌，李濤感慨頗深，“我已經做了10年農民工的研究工作，并深入廣東和重慶等地進行過實地考察。在一系列的考察之后，我們發現很多農民工在發生工傷事故后，多數都是以私了的形式來解決，而沒有選擇用法律的形式保護自己�！�
“他們之所以選擇私了，不是不懂法律，而是他們經過成本核算后的‘慎重考慮’。因為他們深知，如果按照正常司法程序走，從成本和精力來說將遠遠大于他所得到的收益，所以他們只能向‘私了’妥協�！�
李濤對于在重慶調查的一段經歷心酸不已，“有些農民工毫不避諱地告訴我，有些企業主直接告訴他們，如果選擇打官司就是拖死他們，聰明的就應該私下解決。”
從企業主口中的“拖”字，我們可以看出關于農民工社會保險法規的弊端。
李濤表示，企業主之所以如此忽視農民工社保問題，最根本的原因是，沒有出臺相應的剛性法規。“這幾年，國家和地方政府紛紛出臺了很多加強農民工社會保險的法規，并聲明如果企業不實行將給予何種處罰。但是我們看到很多企業仍在存在偷保漏保的情況，因為他們知道，執法部門對其進行的處罰，企業主是完全可以承受的。這些法規似乎對他們來說沒有一點威懾力，并沒有讓他們感受到因不上保險所承擔的風險性�！�
據不完全統計，在中國，每個農民工因工死亡獲得的補償平均是5萬元左右，而在國外，如果工廠工人因為工傷導致死亡，工廠方面又沒有替其購買工傷保險，再加上工廠安全生產保障措施不夠，企業面臨的將不僅僅是破產的危機，其承受的風險是難以想象的。
“當然，在呼吁加強地方部門執法力度之時，我們首先應該明確執法主體�！崩顫嬖V記者，“現在，職業病、工傷問題由三個部門在管：國家安全生產監督局、勞動保障部和衛生部，這樣也就出現了不少問題，我們是不是應該考慮放手讓一個部門來管�！�
近幾年，加強農民工社會保險的法規出臺了不少，但是貫徹實施的效率卻并不高。除了要求執法部門加強執法力度以外，還需要農民工本身來監督。
但是農民工本身由于文化和背景等限制，而不能站出來替自己說話，這時候他們就需要一個“代言人”，這時候一些民間組織應運而生。民間組織的作用就是，代表農民工這一弱勢群體，替他們說話，幫他們維權。
7月18、19日，“首屆全國農民工職業安全與健康權益研討會”在北京舉行。會上，政府官員、專家學者、農民工代表等一致認為，必須建立一個維護農民工安全和健康的長效機制，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強化監管監督，加大對違規企業的懲處力度。而在這次會議中，民間組織就是扮演了組織化平臺的角色。
《國際金融報》 (2004年07月21日 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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