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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學賓
兩件蹊蹺事，一是于年初“封殺德隆”的銀監會在所謂的限貸名單上不再提及新疆德隆，二是作為注資國有銀行政策力倡者的央行突然高調強調防范金融道德風險和警示金融企業破產。
前者似乎暗示政府已經痛下決心，再次動用行政力量挽救德隆下屬的企業，后者似乎表明政府已經不堪道義超載，準備把金融企業的生死符交還市場。知易行難，做出后一個決定顯然需要更多勇氣，但卻是必由之路。
眾所周知，金融業是中國經濟的軟肋，每每會掣肘國民經濟的增長，實際上，本輪宏觀經濟調控的一個重大障礙就是擔心銀行不良資產再度飆升，而貨幣政策的失效也與各金融機構趕超“金融政策”的僥幸心理有關。歷史已經證明，銀行、券商、信托公司光靠“懷柔政策”的保護是做不強的，這既不利于金融機構的內部監控，也不利于金融機構外部的約束。
國家為挽救國有銀行已經傾注了大量資金，當然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為他們在過去的改革過程中承擔政策性貸款而背上了歷史包袱，但是，一項統計表明：近幾年，四大國有資產管理公司針對銀行系統的1．9萬億元不良資產進行了處理，共解決了約1．4萬億元的不良資產。然而，目前銀行的不良資產仍高達2萬億元，相當于幾年來的不良貸款又增加了1．5萬億元。調查還顯示，當前我國的債務拖欠已由過去的“政策性拖欠”為主，變成以“經營性拖欠”為主。也就是說，目前我國銀行的不良資產已經由過去的“政策性虧損”為主，變成以“經營性虧損”為主。
按照周小川在第五次亞洲論壇上的說法“有些金融機構認為監管當局對他們的處置決心不足，就用擴大資產負債的規模來掩蓋舊有的經營問題。他們知道，做得越大你越拿他沒辦法”。其實“做大而后套牢政府信譽”這一生存秘籍紛紛被一些金融機構在自覺或不自覺中效仿，無論是民營企業還是國有企業。
任何制度都是無法消除道德風險的，減少道德風險只能依靠提高道德水平。但化解金融風險的迫切性，又必須依賴制度的推進。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建立劣質金融機構的退出機制，為金融改革攻堅營造一個良好的市場環境，金融改革終于踩到了正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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