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報記者 賈南 發自上海

　　喧鬧的淮海路上，不知是否有人注意到，商店旁邊的巷子深處，還有一個幽靜安詳的大院子，那是上海社會科學院的所在地。走進這個院子，上海人逛的商業街———淮海路上的繁華與喧鬧仿佛都已丟在了門外，難得的鬧中取靜。社科院大樓是典型的建國初期建筑，樓里寬敞的樓梯和高高的屋頂，總給人以大氣踏實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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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采訪的華東理工大學工商經濟學院院長袁恩楨教授本身是上海社科院老一輩的研究員。盡管袁教授已經從社科院的職位上退下來，但他現在還在擔任著上海市經濟學會的會長以及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顧問等職務。袁恩楨畢業于上海財經大學統計系，曾供職于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并擔任所長。

　　袁恩楨教授已是67歲的老人了，但他精神矍鑠，說起話來思路清晰。

　　袁恩楨教授是研究國有企業改革的專家，采訪自然從國企改革開始。

　　記者：您是國企改革方面的專家，您是如何看待當前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狀況的？

　　袁恩楨：中國國有企業改革，可以說是與整個國家的經濟體制改革同步。20余年來，盡管國有企業改革從不間斷，盡管國有企業的機制狀況也有較大改變，盡管中國國有資產總量也在增長，盡管部分國有企業也取得了改革和發展的巨大成功，但是從總體上說，中國國有企業情況卻并不理想。

　　一是國有企業利潤率急劇下降。二是國有企業負債率急劇上升。三是國有企業虧損面急劇上升，到上世紀90年代末，虧損企業幾近一半以上。

　　記者：您認為，我國國企改革的效果不佳，這是為什么呢？

　　袁恩楨：國有企業的改革從未停止，但國有企業的總體情況還是不佳。而自改革開放以來，個體、私營與外資等非公企業，幾乎每年都以20％甚至40％的速度增長，而國有企業卻增長有限，并越來越陷于困境。

　　我不同意社會上的那種說法，所謂公有制與市場經濟難以結合，國有企業不適應市場經濟改革。我認為，根本的原因在于國有企業改革的嚴重滯后，并由此伴隨而來的發展滯后。

　　國有企業問題的根子還是在政企不分的問題沒有徹底解決，或者說是國有企業改革的嚴重滯后。其主要表現有，一是國有企業缺少自我發展的全部權力。發展權應該是作為企業的最基本的權力。而中國大批國有企業改革至今，涉及企業重大發展的決策權常常也不在企業手里，而是要層層上報審批。由于企業發展的重大措施只能逐級上報，讓事實上并不太了解企業特別是市場的上級去作出審批與決策。不少企業發展的重大機遇，可能就在這一漫長的審批過程中喪失了。相比于非公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的快速決策機制，不能不說是國有企業的一個極大的短處。

　　二是國有企業經營者的市場選擇遠未完成。在市場經濟環境中，經營者的優劣常常會關系到企業的興衰存亡。多數的國有企業領導者仍由上級領導部門認命，而不是經過市場選擇。這種計劃經濟體制下任命企業領導人的方式，已完全不適合市場經濟的環境了。

　　三是企業激勵約束機制遠未到位。國有企業的激勵約束機制，本應是董事會或者說企業法人治理范圍內的權限，但現在是有關地區政府部門常對企業經營者的報酬規定最高限額，其出發點是為了避免與機關等各方收入差距拉得太大，但卻沒有考慮對經營者的激勵完全是企業行為，是企業董事會的權限，企業激勵力度是與企業發展密切相關的。

　　四是企業集團形成的人為因素過大，企業鏈太長。如果權力過分集中于集團公司，在當前社會生產力與經營管理水平下，必然會挫傷下屬企業的自主權與積極性。

　　記者：國有企業改革還遠沒有到位，其中還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您認為解決您剛提到的那些問題的解決辦法是什么？

　　袁恩楨：我認為主要的解決辦法有，一是充分落實國有資產管理機構專司國有資產管理監督的全部職權，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職能部門不再插手企業經營、管理的具體事務。

　　二是國有資產管理監督機構要以全新的方式管理所屬的國有資產，不能妨礙企業所投資企業法人自治權的發揮。

　　三是全面推行經營者的市場選擇與真正落實董事會對經營者的任命制度。加速推行董事長的市場選擇與聘用制度。

　　四是在國有企業的產權多元化、兼并組合、激勵約束機制等方面，多點企業因素、市場行為，少點政府操作。

　　《國際金融報》 (2004年07月16日 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