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豐

　　從根本上來說，最近發生的俄羅斯私有銀行擠兌風潮可以找出無數技術上的理由，但一般民眾普遍持有的對于市場原教旨主義不明就里、進退無據的心態決定了這一切無可避免、去向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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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蒂格利茨認為，俄羅斯是一出不斷演出的戲劇———確實如此，在1998年那場糟糕的危機過后，復興的曙光幾乎就在前頭，但噩運又一次盯上了這個大國脆弱的銀行體系。而在民眾甚至他本人看來，鋼鐵般的意志以及激揚的干勁無不使得普京理應領導改革走向成功并再現彼得大帝歷史的功勛。現在，挫折對于那些曾經經歷嚴酷的政治變革并在葉利欽時代生活水準一落千丈的俄羅斯人來說意味著什么？重新被激起的信心、激情會不會再度被熄滅？急于求成的激進派宣稱人不能通過兩次跳躍跨過深溝，不幸的事實卻是，需要跨越的溝壑層出不窮，跳躍的方式卻仍然不甚了了。

　　長期以來，由于地理環境的獨特性，俄羅斯的發展之路一直有如巨大的鐘擺，走西方式的道路還是走東方式的道路？這個命題長期存在于俄國并最終促成了俄國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獨立的社會群體最終形成。作為19世紀30年代那場思想大論戰的主將之一，彼得·雅·恰達耶夫毫不掩飾自己的歐洲情結，他斷然認為，“俄國渴望與西方的歐洲交往已有300年了：300年來，俄國已從那里獲得最重要的思想、最富有成效的學說和最生動的、令人愛好的事物。”而以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為代表的斯拉夫派則認為，俄國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歷史特點走迥異于西歐的發展道路。在他們的眼里，走西方式的道路對于俄國來說無疑是一場災難。

　　這顯然是一段難以作出合適評判的歷史公案，而今天，普京這位一度不為人知的小個子總統則至少取得了一項顯而易見的成就———在變革初期狂熱的浪漫主義徹底破滅之后，“回歸歐洲”的口號在地理和精神上重新明確了俄羅斯的歸屬。

　　但這種認同仍然缺乏經濟上實實在在的進展予以支撐。“休克療法”難以彌合的后遺癥仍然折磨著俄羅斯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而在對金融寡頭的不宣而戰中，集權主義實現了某種程度的卷土重來并使普京的執政思路再度偏離西方世界既定的“藍圖”。因此，從根本上來說，最近發生的私有銀行擠兌風潮可以找出無數技術上的理由，但一般民眾普遍持有的對于市場原教旨主義不明就里、進退無據的心態決定了這一切無可避免、去向不明。

　　那么這一切對我們又會有何教益呢？俄羅斯改革遭遇重創后，國內外不少人把原因歸咎于俄照搬西方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模式，忽視本國國情，而這一觀點是片面的、淺層次的。不可否認，俄羅斯的改革的確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本國的特殊國情，但深層次的原因則在于該國在借鑒和搬用西方制度時，忽視了與西方制度相配套的運行機制建設和文化觀念的培育。

　　關于這一點我們仍然可以從歷史角度予以印證。俄羅斯社會變革的根本原因系前蘇聯經濟在與發達國家的競賽中落后了，因此其變革的目的即在于趕上先進國家。這一根本事實決定了俄羅斯的經濟發展同樣具有前蘇聯“趕超經濟”的性質。從制定“500天計劃”再到“休克療法”式全盤推倒重來，從金融資本市場急風驟雨般私有化再到閃電突襲寡頭經濟，無論葉利欽或普京的理念、謀略、手腕、風格存在多大程度的異同，對于趕超的癡迷十幾年來并未發生多少改變。

　　這場對于速度的追求以及由此產生的震蕩當然未能收到預期的效果。盡管早在2002年，歐盟就已假惺惺地給予俄羅斯市場經濟國家地位，但至今這個“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仍然徘徊在世貿組織的門外，在“回歸歐洲”的道路上更是被5月1日加入歐盟的中、東歐十國遠遠甩在了身后。此急于西方化但又不得要領的狀況，實則正與該國元首相隔130年來兩度造訪英國的經歷頗為神似：

　　1874年，沙皇亞歷山大二世乘坐皇家快艇前往英國格雷夫森德港，由于領航的荷蘭籍水手不熟悉英國水路，搞錯了方向，結果把船開到了另一港口；2003年，普京首度出訪倫敦，為了暗示俄羅斯經濟改革所取得的進步，他一改慣例沒有乘坐國產重型轎車而選用了一款德國高級進口車，但不巧的是，他又一次遲到了15分鐘。

　　《國際金融報》 (2004年07月16日 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