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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網7月14日電 最新一期的《?望》周刊刊載文章分析了中國金融調控在“治熱”中所起的作用。文章稱，目前的經濟過熱是與政治社會等多方因素聯系在一起的結構性過熱，當前的貨幣政策很難選擇有效的手段進行調控。但央行一年多來對經濟過熱進行的“滅火”行動仍然成效明顯。
文章中寫到，“現在只有央行才有創造貨幣的能力，并最終對宏觀調控負責。”這
是中國人民銀行一位高層官員最近的表述。言外之意，如果宏觀經濟調控不當，板子肯定落在央行的身上。正是在這個壓力背景下，2003年央行開始了轉型。
文章稱，這種轉型首先從人開始，一貫以倡導市場化、制度化建設聞名的原證監會主席周小川接任央行行長，市場將此解讀為央行加快中國金融體系市場化進程的重大標志。
其次，在央行的貨幣政策操作上，周小川心目中理想的貨幣政策的調控手段，越來越多地傾向于使用利率這樣的價格型工具。在他看來，只有利率，才能在調控中防止貨幣供應松緊不當帶來的后遺癥。這一點，對于飽受過去宏觀調控“一放就亂、一收就死”折磨的中國經濟，非常具有吸引力。
文章認為，新一輪爆發的宏觀經濟“過熱”是場“遭遇戰”。但對投資過熱帶來的通貨膨脹壓力，央行的反應迅速準確。在許多部門和研究機構還在對經濟是否“過熱”爭論不休的時候，2003年8月，央行就將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上調1個百分點，同時加大中央銀行票據發行，提高公開市場對沖力度，當年底又下調了超額存款準備金利率。
現在還無法準確測算出這些“霹靂”手段在此次“降溫”中發揮了多大的作用，但一些宏觀調控部門和學者對央行的利率工具的效果卻提出質疑。“從兩次提高準備金率的效果看，貨幣政策效應并不高。”
在這個左右為難的過程中，向著市場化轉型的央行貨幣政策操作又一次“敗”在了“開會”和“窗口指導”這樣的行政干預手段之下。今年5月份的貨幣供應量增速減慢，主要原因還是在于采用行政手段的宏觀調控后，投資得到控制，導致信貸規模減少。
國家信息中心發展部主任徐宏源分析稱，到目前為止，宏觀經濟運行基本態勢還是制度性問題，表現為結構性失衡。這也是央行在此次宏觀調控中為什么表現“尷尬”的根本原因，即用市場手段“醫治”非市場的體制“頑癥”。
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李揚稱，在中國，利率政策的調整常常難以產生預期的效果。“2003年以來，利率的走勢朝野矚目，這表明中國的利率政策正在逐漸擺脫其‘侍女’的地位，中國經濟的市場化進程又有了相當程度的深入。但利率政策目前面臨的困境也顯示，適應其運行的體制環境還遠遠沒有建立。”(王健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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