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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杜艷 上海報道
一名普通員工去年的存款任務是每人30萬元，今年已經“猛漲”到了115萬元。
“除了花錢買存款，新投放的40％—60％的貸款都是以新還舊，現在的不良貸款率帳面上約20％，實際可能要翻一番。”
隨著21號的臨近，王某又要奔波了。每個月的這一天，他都要邁過“一道坎”。
王某是山東省某農村信用社的一名普通員工，他告訴記者，“一道坎”就是每個月的存貸款及清收指標。這個月的指標如何完成，他心里還沒譜。
他還告訴記者，就在前不久，“有兩個剛分配來的大學生已經被嚇跑了，他們沒有關系根本完不成指標，完不成指標就要扣工資”。
為了完成指標，王說，這些帳面上的數字有了多種“融通”的可能，其背后是一種“貓和老鼠的游戲”。
員工掏錢“買”存款
王是兩年前分配到農信社的，雖然王的本職工作是負責電腦維護，但他也有存款任務，而且任務指標每年都水漲船高。“現在除了看大門的，都有存款任務。”王今年的存款任務是每月在去年底的基礎上月增5萬元，去年的存款任務是每人30萬元，今年已經“猛漲”到了115萬元。
這個變化是從去年8月以來農信社改革試點實施之后開始的，“試點”在促進農信社發展的同時，也給了基層更大的生存壓力。
王說，這些指標直接關系到他的收入，每個月他一半的工資都要拿出來作為“績效工資”，按照指標的完成情況發放。考核要求是每月每個員工拉來的存款需要保證40萬元的沉淀。“萬一哪個客戶急用，在考核的前一天取走幾十萬元而低于了存款指標，那我即使月中拉來的存款有150萬元也不算完成任務。”王說，所以他每天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密切關注這些數字的變化。
“為了湊夠存款，我幾乎動用了所有的關系。”王說，但隨著存款任務的激增，他越來越感覺到關系的有限。
重壓之下，絞盡腦汁的員工們終于找到了變通的途徑。“實在不行，就只好自己掏錢買存款。以前1萬元存款大約付出80—100元利息。”王說，但后來這個辦法被當地的銀行監管部門叫停了，缺了這條“生財”路，“現在壓力更重了。”
同樣的壓力亦在其他地方考驗著農信社的員工們。在某些地方，“掏錢買存款”的做法依然延續。江西省一位信用社的員工告訴記者，他們農信社的這項費用以“手續費”相稱，一般是1％左右。“這筆錢要自己掏。”他說，“因為完不成任務扣得更多啊。”
除了花錢買存款外，可以達標的做法還有多種變通版本。河南省一位農信社的員工告訴記者，去年以來存款和貸款任務開始變重。今年他所在的縣信用聯社存款任務是2億元，而去年是1.2億元。雖然去年勉強完成任務，但是，“可以說起碼1／3的存款都是虛的，都是暫時拉過來的”。
讓這位員工感到欣慰的是，“各家銀行的考核日期不一樣，所以大家可以互相幫忙，互相轉存。”他一臉無奈地說，“而且每個月的考核目標都是固定的，沒有任何彈性，但信用社的貸款和存款情況卻有很強的季節性，一般3－5月份的存款肯定是下降的，主要因為農業投資增多。這樣的考核目標是不科學的。”
在強壓的指標面前，為了保住自己的收入，部分農信社的員工只能“鋌而走險”。
“現在農信社改革正在增資擴股，我們也有股金任務。有一部分股金名義上是股金，實際是存款。而我們以紅利代替存款利息，以高額回報來拉存款，當客戶急需用錢的時候，我們就自己掏錢把股金買下來。”江西省的某信用社員工說。可以看出，擺在信用社員工面前的“達標”方式是多樣的，但無一不是一種“高風險的數字游戲”。
借新還舊“降低”不良貸款
這種“數字游戲”依然在繼續和蔓延。除了存款任務計入考核外，降低不良貸款的指標同樣沉重。只要有“指標”的地方，就會發現“數字游戲”的存在。
王某告訴記者，每月到中旬以后，都會特別忙，“快到結息日了，很多都來倒貸（貸款到期時簽定新的貸款協議替代舊協議），農信社的新貸款80％以上都是以新還舊”。
而客戶經理“樂此不疲”的原因，在于“完成了清收任務就可以提成，完不成則要扣發獎金和績效工資。”由此，轉貸（倒貸）成為降低不良貸款的一種最便捷的手段。
這種情況并非個別現象。重慶某信用社的員工告訴記者，該信用社“大約有50％的新增貸款是用以新還舊或以貸收息的方式”。現在該信用社貸款余額為1.4億元，1999年以前不良貸款率曾高達68％，現在通過轉貸和清收等方式不良貸款率降到15％，其中大約有5600多萬元屬于以新還舊。這部分轉貸的貸款主要是1995年以前發放的，大約為8000多萬元，貸款質量很差。
來自山東省某縣農村信用社的資料顯示，至6月30日，該信用社各項存款余額100000萬多元，各項貸款余額約75000萬元，其中不良貸款余額約18000萬元（除票據置換外，實際約為26000萬元，較年初新增4000多萬元）。據其內部員工透漏，75000萬元貸款全部是到期后以新轉舊的貸款。
這種數據在其他的省份也有高度體現。河南省某信用社的員工說，“新投放的40％－60％的貸款都是以新還舊，現在的不良貸款率帳面上是20％多，而實際可能要翻一番。”他告訴記者，河南省的指標要求每年不良貸款率下降3％－4％，“通過正常的途徑根本完不成，主要是集體貸款的包袱重，鄉政府和村的貸款幾乎都認帳但就是不還。”而這部分貸款大約占整個貸款余額10％左右，約為1億元。
按照一位農信社員工的話說，“以貸轉貸、以貸收息已經不是‘在某些地方蔓延’的問題了，‘全國一盤棋’，大家都這么下。”
眾所周知，企業貸款能夠正常還息的，帳面都反映為正常貸款，而實際上，“到期以新還舊，只是變換一下手續。”該信用社一位員工說。
而以新還舊除了可以讓信用社達到指標要求外，另外一重深層原因則在于，“以前發放的貸款很多手續沒有辦全，如果起訴多數打不贏官司，以新還舊可以保全資產。”
重壓下的“數字游戲”
指標所到之處，改變的不僅僅是數據，還有游戲的規則。那么是“誰”操縱了“高危數字游戲的規則”？
一位農信社的主任說，“農信社產權不清晰是導致管理不善的最根本原因。”雖然農信社的改革一直在進行，部分農信社完成了增資擴股，成立了三會（社員代表大會、理事會、監事會），但是“形式主義嚴重，管理層沒有真正關心農信社的資產質量和資本效益”。
而另一方面，幾十年來的歷史包袱，讓農信社積重難行，“但指標卻在層層加碼，考核力度不斷加強，有些實在是無奈之舉”。
在高考核指標之下，農信社自身發展的艱難加劇了“數字游戲”的產生。
一份來自江蘇省基層聯社的數據顯示，該地區“兩低一難”問題越來越突出。首先，隨著其他商業銀行的發展和外資銀行的進入，農村信用社的存貸款份額出現了明顯的下降趨勢。2003年6月末，全市農信社的存款余額占全市金融機構的比重約為15％，比年初下降0.5個百分點，其中某下屬聯社下降了近3個百分點。貸款余額占全市金融機構的比重為也由13％下降為12％。從這份數據還可以看出，資本充足率依然普遍偏低。2002年末，全市農信社的資本充足率僅為4％，單戶大額貸款超比例現象普遍存在，使農信社的經營風險集中、危機潛伏。
與此同時，不良資產清收困難大，潛在損失較大。原有的不良貸款經過多年清收壓降，能收回的已經基本收回，再要清降的難度較大。至2002年末，全市農信社的不良貸款余額為15億元，不良貸款率為6.5％，其中兩呆貸款13億元，占不良貸款總額的87％。此外，2002年末尚有待處理抵債資產15.5億元，總量已超過不良貸款，這部分資產全部處理后將造成很大損失。至去年6月末，待處理抵債資產已增至16億元。
但重指標的下達，主管部門也另有不得已的苦衷。
一位省聯社的管理人員告訴記者，農信社現在服務手段很落后，導致大量客戶流失，存款下降，而同時農信社不良貸款高得嚇人，不良貸款清收進展艱難，貸款收不回就不能保證支付，只能下重的存款指標來保證流動性。另外，存款的增長直接關系到新增貸款規模，而這個新增的數字將直接關系到農信社下一步的生存。
但不容否定的是，聯社考核一味以存貸增量、利息收入等來定成績的辦法，使某些基層信用社滋生了只注重眼前利益、急功近利的做法。
對此，一位基層信用社的辦公室主任說，指標傳達的過程中層層加碼，“這是被逼的，我們的員工以初中生為主，其中40歲左右的中年女性占到50％。如果不加壓，是根本完不成任務的。”
農信社改革試點繼8省市之后范圍不斷擴大，報表上的白紙黑字能給出多少可以樂觀的理由？我們還需要更多的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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