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容之

　　國外經驗表明，對于問題金融機構的處理是否得當，直接關系該國經濟長期競爭力的高低

　　問題嚴重的金融機構必須及早處置，該破產的就要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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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3日，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吳曉靈在“中日經濟高級論壇”上表示，問題嚴重的金融機構必須及早處置，該破產的就要破產。這一措辭嚴厲的表述，無疑為一段時間來中國政府大力整治金融機構的努力作出注解。

　　長期以來，由于金融機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高度敏感性，中國政府在處理問題金融機構的態度上總體偏于保守，這當然自有其深刻的時代背景。譬如說，在很長的時間里，中資金融機構的國有產權使其不恰當地充當了“第二財政”的作用，對于不良資產的責任認定非常復雜；再譬如，由于存款保險制度遲遲未能建立，對于損失的承擔缺乏制度性的保障；另外還有，由于國家財政的相對緊張，對于大額金融風險的彌補尚有捉襟見肘的感覺。凡此種種原由，不妨這樣認為，中國政府在處理問題金融機構的謹慎態度，合乎“漸進式改革”的特征。

　　但是，隨著中國經濟改革步伐的加快，市場化程度不斷提升，建立起合乎現代經濟發展要求的健康的金融體系已經成為下一步改革必須突破的關鍵環節。市場經濟的核心要義，即在于通過市場的有效運轉，實現資源最優配置。而在此過程中，資金、資本的配置無疑占據最為核心的地位。

　　毫不夸張地說，在任何現代經濟體系中，金融市場的效率高低，直接決定了該經濟體系的運行質量。在宏、微觀層面之間，金融市場的樞紐作用極其重要。舉例來說，在中國最近一輪宏觀調控過程中，中央政府最大部分的政策意圖即通過金融企業予以實現。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作為此輪宏觀調控的相對方，中國金融市場相對滯后的發育水平難辭其咎。不少金融機構不計風險、不計成本地進行貸款的集中投放，無疑使得中國經濟中結構性的不平衡現象進一步放大。與此同時，這類非理性的經營行為，亦為今后一段時間金融風險的集中釋放埋下了隱患。

　　當然，造成上述現象的原因非常復雜，如金融機構的產權不清、金融機構迫于改革壓力而對短期利益的過度追逐、地方政府及國有企業對于資金的非理性需求、國有金融企業人事制度的不完備性等等。而在此中，內地金融機構很大程度上的“只生不死”無疑不利于金融市場整體質量的提升，甚至可能導致“劣幣驅逐良幣”的局面。

　　國外經驗表明，對于問題金融機構的處理是否得當，直接關系該國經濟長期競爭力的高低。就在我們的近鄰韓國、日本，由于“大馬不死”觀念的長期盛行，從而使得這些國家錯過了改組財閥式金融體系的最佳時機，這種做法不僅造成了金融風險的積聚，以至最后必須付出更大的成本予以補救；更重要的是，由于金融體系效率低下，一度堪稱發展楷模的“東亞模式”風光不再：韓國深受“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而日本則長期陷于“失落的十年”不能自拔，一度咄咄逼人直追美國的勢頭就此作別。

　　作為經濟發達程度更低于上述兩國的中國來說，新興加轉軌的特征使得金融體系的變革更為困難但也更為必須。關于這一點，若無充分法治下的退出機制則無從談起。因此，不同于一般企業，金融機構的優勝劣汰，理應提到國家戰略高度予以認定。

　　《國際金融報》 (2004年07月07日 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