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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士兵
7月4日，全國多家媒體都報道了廣州高溫的消息，由于近期廣州市持續高溫酷熱，發熱中暑病人呼叫“120”救護車驟增，并且出現中暑者現場死亡的情況。短短幾天，因酷熱天氣誘發疾病至少造成39人發病死亡。而廣州已連續6天掛“高溫預警”。
盡管“高溫預警”掛出來了，可是，高溫作業現象仍然存在著，高溫對人體健康乃至生命的的威脅也并未解除。究其原因，就是由于“高溫預警”背后的相關保障制度嚴重缺失。
目前，臺風、暴雨和寒冷預警信號均有紅、黃、黑等若干等級，每個等級也都有不同的具體防御措施。可是，高溫預警卻只是起到提醒和建議作用。正因為這種高溫預警沒有像黑色臺風、暴雨信號那樣形成停業停課等的規章制度，一些單位在面對高溫時，缺乏合理的應對高溫的制度操作措施。這就使得“高溫預警”失去了應有的意義。
在“高溫預警”缺乏應有的“配套制度”條件下，僅僅靠呼喚從人性化角度去關愛那些在高溫中生產和生活的人們，顯然是不夠的。特別是一些片面追求效益的單位和個人，面對利益誘因，他們往往缺乏基本的人性關愛意識。在一些工地和工廠，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條幅，“戰高溫，斗酷暑，向高溫要效益”。我并不否認，這些單位本身那種值得肯定的積極進取精神。但是，如果這種進取精神是以犧牲人的生命健康為代價的，就算獲得再大的成果，也同樣是不值得稱道的。畢竟，人的生命健康才是最無價的。
面對“高溫預警”，必須求得相關配套制度的跟進。而據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孫樹菡教授說，我國高溫勞動保護條例已經過時。目前，高溫作業可以參照的《防暑降溫措施暫行條例》還是1960年制定的。而且，國家安全生產監督局關于高溫作業的政策法規還是一片空白，高溫作業預警保障制度還未提到立法程序上來。這一切都使“高溫預警”等同于“高溫預報”，失去應有的意義。
高溫酷熱與臺風、冰雹一樣，都是自然災害。持續高溫對人們的生產和生活會產生極大的影響。隨著社會的發展與進步，社會分工也越來越細，社會需要創造出極大的財富來滿足人們的需要，不論是企事業單位，還是個體的勞動者，也都要面對激烈的社會競爭壓力。正因為如此，面對高溫，政府部門如果不能盡快通過立法手段，出臺相關的制度政策，對高溫預警下的單位和個人的生產和生活進行有效的調節，高溫天氣必然會造成更多的社會問題。
社會文明程度越高，對人的生命健康的關注程度就應該更高。面對“高溫預警”，我們需要社會各個行業領域行動起來，為高溫中的人們提供相應的報務，從而自發地形成有效的社會救助機制。但更重要的是，“高溫預警”出來后，必須有相關的配套制度，來對高溫下人們的生產、學習和生活進行必要的規范。也只有這樣，“高溫預警”才能起到應有的效用，不至淪為“高溫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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