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由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出面，在華盛頓召開了一個討論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拉美經濟調整和改革的研討會。在會議的最后階段，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前所長約翰·威廉姆遜說，經過討論，與會者在拉美國家已經采用和將要采用的十個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達成了共識。這一共識被稱作“華盛頓共識”。

　　“華盛頓共識”的內容歸納起來包括10個方面：（1）加強財政紀律，壓縮財政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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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通貨膨脹率，穩定宏觀經濟形勢；（2）把政府開支的重點轉向經濟效益高的領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領域（如文教衛生和基礎設施）；（3）開展稅制改革，降低邊際稅率，擴大稅基；（4）實施利率市場化；（5）采用一種具有競爭力的匯率制度；（6）實施貿易自由化，開放市場；（7）放松對外資的限制；（8）對國有企業實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護私人財產權。

　　“華盛頓共識”標志著新自由主義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但這一共識效果如何呢？用華盛頓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韋斯伯特今年6月在《商業周刊》上的話講，就是“華盛頓共識耽誤了拉美經濟”。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新自由主義的推動下，拉美經濟改革的聲勢之大、范圍之廣、影響之深，不僅在拉美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在整個第三世界也非常引人注目。有人稱之為拉美大陸的一次“經濟政變”。但總的來看，拉美新自由主義改革還帶來了一系列嚴重問題：（1）國有企業私有化，使一些產業向私人資本和外國資本集中，失業問題更為嚴重；（2）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越來越突出，兩極分化和貧困化十分嚴重；（3）民族企業陷入困境。這種情況在開放度較高的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國尤為明顯；（4）政府職能明顯削弱，社會發展被嚴重忽視，社會陷于動蕩與混亂之中，罷工和示威游行把經濟拖向崩潰的邊緣；（5）金融自由化導致一系列金融危機爆發。

　　由于中國堅持自己的發展道路，25年來已形成了自己的模式，而這一模式逐步被世界所認可。從今年4月以來，世界各國學者紛紛談論“中國模式”和“北京共識”。

　　2004年4月，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提出，中國成功的公式是：社會主義＋中國民族傳統＋國家調控的市場＋現代化技術和管理。5月7日，英國《金融時報》發表庫珀·拉莫的文章——《中國已發現自己的經濟共識》，提出“北京共識”的概念。拉莫認為，“北京共識”有三個原理：把創新的價值重新定位，創新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發動機和持續進步的手段；積極維護國家版圖完整和利益；不斷精心積累具有不對稱力量的工具，如擁有4000億美元外匯工具。5月20日，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提出，中國經濟成就可以確立為一種模式，它體現為一種循序漸進、摸索和累積的方式，從易到難進行經濟改革，并吸取中外一切優秀的思想和經驗。6月14日，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在圣保羅接受記者采訪時講，中國依靠獨特模式實現發展的有益經驗，的確值得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借鑒。

　　概括地講，世界各國學者達成的“北京共識”是：（1）、一個國家的發展模式應該由一個主權國家獨立自主地進行探索，任何由外部強加的發展模式都注定是要失敗的；（2）、強調發展的包容性、兼容性，努力把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把經濟高速增長與社會全面發展協調起來，它可以把政府宏觀調控與市場微觀運行結合起來，把效率與公正協調起來；（3）、強調發展的人民性而不是特權階層性，“華盛頓共識”的目的是幫助銀行家、金融家，而“北京共識”的目標是幫助普通人們，強調以人為本；（4）、強調本民族的文化和文明傳統，并努力使傳統優秀文化與現代發展加以結合；（5）、強調發展的積累性、漸進性，通過累積效應發展自己等。

　　這種模式開始深刻地影響世界。例如：越南一直觀察和學習中國的經濟和政治改革，這種學習和借鑒的效果非常明顯：越南經濟從1993年以來，年均增長7．4％，僅次于中國，堪稱世界第二。與此同時，隨著中國的發展，世界經濟中“中國因素”在不斷擴大，愈來愈多的國家其經濟與中國經濟的聯系度在提高，中國經濟一旦打噴嚏，很多經濟體就要感冒。

　　作者辛向陽

　　首都社會經濟發展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