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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以賓
新華網報道：西安接受假彩票案教訓，決心向行政不作為和亂作為開刀。哪些屬于“不作為”或“亂作為”呢？該市列出的“清單”大致如下：作風飄浮、工作不實、職責不清、資源浪費，搞勞民傷財的“政績工程”、“形象工程”，以及“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等等。
把上述種種表現統歸于“不作為”或“亂作為”的名下，不僅在邏輯上有些混亂，而且像制造了一種迷霧一般，使性質不同、危害程度不同的各種現象交織混雜在一起。僅就“不作為”而言，就有必要對其做點兒分析：“作為”首先是一種觀察角度，一種“定性”的依據。公職人員因“不作為”而造成工作損失，當然應被追究責任；造成的損失太大，也許會因瀆職被判刑，但仍沒超出“不作為”的范疇。不妨在此打一個比方：貓的職責是抓耗子，假如因為貓的慵懶、精力不集中、擅離職守而造成耗子肆虐，它理應被視為“不作為”；假如貓與耗子達成了某種“默契”并以放棄職守為代價獲取額外好處，其行為性質就遠遠超出了“不作為”的層面。“不作為”和“貓鼠勾結”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類行為，在人們對其的道德寬容以及“量刑”定罪上，當然有天壤之別。問題難就難在，如何甄別這只貓究竟處在哪一種狀態。
手邊就有現成的令人困惑的實例：隨著“西安寶馬彩票案”一重重黑幕被揭開，榆林市3個縣的4名公證員因涉嫌玩忽職守受到查處。所謂“玩忽職守”，性質當然仍是“不作為”。具體表現是：去年2月10日，楊永明等人在府谷縣舉辦即開型體彩銷售活動，身為銷售現場公證員的該縣公證處副主任王曉林、公證員曹向成，沒有認真負責審查現場中獎人的身份證明，致使兩個10萬元現金大獎，一個1萬元大獎，共計21萬元全部被楊永明等人騙取。靖邊縣公證處公證員陳煜，在履行公證公務中沒有嚴格執行有關規定，致使去年8月2日中出的一個10萬元現金大獎，以及今年2月2日中出的兩個大獎，被楊永明等人騙領；定邊縣公證處主任張洲源，對現場中出的大獎，既沒有審查中獎人的有關證件，也沒有核實其身份，對二次抽獎號碼袋更沒有進行認真檢查，致使大獎被楊永明騙取。
當地檢察機關并沒有說掌握了上述四人與楊永明勾結的確鑿證據，筆者當然也不能亂猜。但事情的蹊蹺處不是沒有：冒領、騙領毫無疑問風險極大，首先不是冒領人的風險而是幕后策劃者楊永明的風險，楊本人何嘗不知？如果楊永明未能提前知道哪個縣的公證處、哪個公證員到自己用得著的時候一定會“不作為”、而且恰巧是在關鍵環節（例如審查領獎者身份證明）上“玩忽職守”，他何以敢冒如此大的風險并有把握騙領成功？“有趣”的是，像“西安寶馬彩票案”這樣的造成極其惡劣影響、嚴重損害黨和政府形象的驚天大騙局，因此受到追究的所有公職人員基本都被定性在“不作為”上。僅僅鉆了公職人員“不作為”的空子，楊永明多次其實并不高明的騙局居然就能一路暢行，假如真是這樣，是否太便宜了這小子？！
以“不作為”為公職人員掩蓋罪行、減輕懲罰并搪塞百姓、糊弄輿論的例子，絕對不止西安假彩票案。發生在全國多個地方的“殺人”奶粉事件，肯定也會致使一些公職人員受追究。建議媒體做一個跟蹤調查：多少人是以“不作為”的名義受追究的？深入到這些“不作為”的公職人員的深處、細部再看一看，究竟在“不作為”的遮羞布下面，掩蓋著多少比“不作為”惡劣得多的背景因素和個人主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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