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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福勇
持續了近六年的積極財政政策在今年5月底有了稱呼的改變——由“積極”轉向“中性”。這一稱謂的改變，表面上看是一種政策的風向轉變，但與去年底以來一直強調的宏觀經濟局部過熱的大形勢結合起來，用市場經濟的眼光來看，則說明不僅是一項政策的轉變，更是經濟形勢上的一種轉變，一種經濟運行規律在面臨一些不可持續性的高速發展擴張之后的
一種有效的調控；或者說是一種類似水壩的控制閥門，當水位上升到一定警戒線后，必須進行泄洪一樣。
在許多經濟學家看來，當前財政政策在提法上由“積極”向“中性”的轉變，不過是個形式稱呼的改變，而在經濟運行的事實中，這種積極財政政策的淡出已經早有動作。從貨幣信貸的緊縮，到產業政策重心的調整，以及資金流向的嚴格審批等等，無一不表明中央在財政這一工具利用上已經充分考慮到了其“作為性”。從總量來看，總量控制在一定程度上不增長，這本身就是一種淡出，正如每年將銀行信貸保持在一個穩定的比例，其實就是在收縮銀根，因為從發展的角度看，一個可持續的發展階段肯定是一個有著持續增長比例的過程。
而由于經濟運行中的一些不可預料的因素，經濟運行中遇到的一些結構性矛盾以及由此帶來的未來經濟發展可能的不持續性，則必然要求對現行的政策方向給以調整。以保持在未來歲月里經濟不至于大起大落。從這個意義上講，只要是適應當前經濟運行特點與需要的政策調整均是必要的必需的。
從今年我國的這次財政政策的轉變來看，其必然性也是客觀存在的。正如一些專家們所指出的，首先，不可忽視的現實與現象是，近年來，在積極財政政策的帶動下，我國一些地區的基建項目如機場布點過于稠密，一些機場建成后不能得到充分利用；沿海、沿江新建、擴建大型深水泊位碼頭成風，吞吐能力嚴重閑置；一些經濟還比較落后的地方花費巨額資金修建了高速公路，但車輛通過率很低，甚至在今后一個較長時期內也不會得到充分利用。其它一般性競爭領域里諸如鋼鐵、水泥、電解鋁、電力行業等的重復建設更是有目共睹。
可以清晰看到的是，與貨幣政策一樣，財政政策在轉向上也更注重在了結構性的調整，其財政支出的方向性將趨向更加合理的配置。財政政策將更多的從市場經濟運行中的許多不需要財政“越位”的地方退出，而更多的流向財政應流向的“缺位”和“不到位”的方向。從一般的市場經濟的“公共財政”原則來看，應當收縮財政的生產建設型領域，主要提供公共產品與服務，如社會基礎教育、公共基礎設施，并促進公平分配，維護宏觀經濟及社會穩定、保證政權建設、國家安全等。但在現實國情中，我們無法回避中國農村與城市二元化結構特征十分明顯的現實，因而在關鍵性的生產建設項目支出上財政依然是重頭戲。
從長遠來看，財政的經濟建設職能則要慢慢淡出，其占財政總支出的比例需要進一步降低，對一些大型項目，市場競爭的門檻可以放得更開一點。從今年1－4月來看，雖然財政收入比去年同期有大幅上升，但1－4月，全國基本建設支出比去年同期減少了11％，財政部官員也表示正采取把預算中已經確定的建設性支出往后推，從而將全國基本建設支出控制在預算范圍之內。
整體而言，此次財政政策變化的意義，不僅在于已經明確提出這種方向，更重要的是這種變化已經開始落實到各項具體工作當中，5月21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就明確指出，要加大對農業、高技術產業，交通、能源等薄弱環節和教育、科技、衛生、生態環境等社會事業的支持力度，繼續支持西部大開發和東北等老工業基礎振興。而這里面顯然財政支出是絕對的重頭戲。另據統計，今年一季度，全國2249萬城鎮居民得了最低生活保障補貼，到5月份，12個省的糧食主產區下發了糧食直接補貼資金80億元，而這全是財政政策變化帶來的實實在在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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