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消息 從今天上午開始的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將對一部在海內外引起強烈關注的經濟領域的基本法--《企業破產法》，進行首次審議。

　　從1994年開始起草，到2004年進入審議程序，《企業破產法》整整走過了十年的時間。在中國的立法史上，除了民法典，也許沒有哪部法律在時間跨度上能與之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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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歷史長河中短暫的一瞬，但是對于一部法律的降生來說，卻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而今，十年的心血和努力，終于將這部法律推向了立法的神圣殿堂。跨越了十個春秋的《企業破產法》，終于開始沿著每部法律誕生所必須經歷的航線，徐徐啟航。

　　舊法的尷尬

　　1986年，一部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試行)》的法律問世。在這部僅6章43條的法律中，調整主體明確指向了全民所有制企業。時間過去了18年，不僅試行的帽子沒有摘下，而且盡管已不能適應實際的需要，這部法律仍然是至今有效的兩部破產法律之一。

　　在法學家審視的目光中，舊的《企業破產法》至少有以下這些缺陷：

　　第一，它的條文很簡單也很少，只有一些原則上的規定，而且很多規定的操作性不強，有的甚至沒有規定。第二，計劃色彩很濃，行政干預很強。比如該法規定，破產清算組要由政府組成，而不是選擇市場化的獨立機構和專業組織、專業人士來參與。第三，許多基本概念的界定不明晰，比如對破產的界定，法律條文選擇了經營不善、虧損嚴重的語句，表述不明確。第四，目前的破產法一直只是試行，針對的對象是全民所有制企業，適用范圍非常有限。第五，缺乏目前國際上通行的重組、破產管理人等制度安排，使該部法律在實踐中操作性較差。

　　而在舊《企業破產法》嚴重不堪重負的同時，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非國有經濟的公司、合伙、三資等類型的企業迫切需要破產法來規范，以及中國入世以后，世界經濟一體化越來越需要對破產法進行修改等不得不關注的現實。

　　破產法律制度的完善與否，是衡量一個國家市場經濟成熟程度的重要標志。在一些經濟轉型的國家中，破產法在經濟改革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被這些國家奉為經濟改革中的憲法。那么，我們的新《企業破產法》為何步履如此緩慢呢?

　　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新破產法起草專家組成員李曙光認為，主要原因在于對這部法律重要性的不同認識。比如老一代的領導人主要關心國有企業的破產，以及隨之而來的職工安置、社會穩定等方面的問題。

　　全程參與并見證新破產法制訂的著名法學家王衛國認為，參與立法的法學家在某些問題上的堅持和不妥協，是這部法律拖延時間過長的一個原因。他舉例說，有人認為應當將國企破產的特殊問題也放到破產法里考慮，學者認為應當制訂一部市場經濟的、與國際接軌的破產法，堅持認為不行，這樣形成的拉鋸局面，也使法律的制訂時間被拖長。

　　新破產法有哪些看點

　　經過十年磨礪最終形成的新破產法草案，與已經實施多年并存在諸多局限和弊端的前兩項破產法律相比，將有哪些實質性的突破?今天的常委會會議后，答案將不言自明。

　　目前可以預計的，一是新破產法的調整范圍將大大擴大。所有不同類型的企業組織形式，包括金融企業和股份有限公司，都將適用于這部法律。二是可望引入重整的概念，即企業有破產之虞并仍有挽救希望時，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重整申請。三是可能引入國際流行的破產資產的管理人概念，政府相關部門對該管理人負有管理責任。四是對商業銀行、保險公司、證券公司等金融機構的破產，在規定其適用該法的同時，需要出臺更加細化的規定。

　　新破產法對于證券市場有何意義?中國人民大學法律教授王欣新一語中的：新破產法的出臺，將使上市公司顛覆不破的神話不復存在。

　　他說，在證券市場上，過去多年連續虧損的上市公司，包括已經退市的公司中，許多公司實際上已經面臨著現實的破產問題，比如鄭百文，就曾經被債權人提出破產申請。而在法院剛剛開始受理的銀廣夏股民索賠案中，據統計可能起訴的股東有一千到一萬人之間，涉及的索賠額在一億到十億之間，也就是說，銀廣夏也可能因此面臨破產。

　　王欣新認為，隨著市場化股票發行機制的確立，上市公司殼資源逐步貶值，特別是隨著新破產法誕生步伐的加快，上市公司到了必須正視生存還是死亡這個古老而嚴肅問題的時候了。當一家公司因喪失清償能力，對到期債務無法清償的時候，理論上講有兩個出路，第一是通過破產清償，二是通過和解或者重整。對那些已經是病入膏肓的上市公司，與其浪費時間讓他們去重整，還不如盡快進入破產清算，這樣對于債權人和各方當事人更為有利。

　　可以肯定的是，在新的破產法出臺之后，上市公司將不再是一個特殊群體了。在強大的法律壓力之下，上市公司更有可能選擇規范運作，守法經營。(上海證券報記者薛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