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朱菲娜

　　2004年，在居民消費結構進一步升級、農民收入有望較快增加、消費政策和消費體制不斷改進等有利因素作用下，消費需求將有望延續今年一季度的擴張趨勢。但是，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的專家同時指出，消費率偏低、多種因素制約低收入階層的消費仍是消費領域存在的主要問題，并且將在一定時期和一定程度上制約中國經濟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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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層次體制因素抑制消費

　　中國社科院工經所研究員汪海波認為，我國現階段的消費問題并非是簡單消費不足的問題，這種描述沒有深入到事物本質，不利于從根本上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實際上，我國從1997年以來就產生了相對生產過剩的苗頭，這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現象。過去，長期存在的固定資產投資率過高，在1997年以后變得更加嚴重，在ＧＤＰ總量一定的情況下，固定資產投資率過高消費率就必然過低，消費當然就不足。他認為，要從理論上根本認識這一問題，否則稍有不慎就會越來越嚴重。

　　其次是邊際消費傾向下降的問題。這個問題也特別棘手，并且在1990年代下半期以后越來越嚴重。原因就在于收入差距擴大：行業收入差距擴大、城鄉收入差距擴大以及東西部地區收入差距擴大。有錢的人越發有錢之后，邊際消費就會越來越少，有時候邊際消費甚至為零，而低收入階層恰恰是邊際消費傾向較高的群體，當他們越發沒錢的時候邊際消費也會下降。收入差別的擴大必然帶來邊際消費傾向下降，為什么存款利率那么低，存款還是在大幅增長，就是因為有錢人控制了大部分存款，邊際消費下降所致。

　　第三是由于改革進程中的一些負面效應，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費。如教育改革、住房改革、養老保險和醫療改革之后，費用居高不下，使得城鎮居民難以承受巨大的心理壓力，預期的不穩定導致居民儲蓄意愿強烈，從而抑制了消費。

　　對于這一點，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高級經濟師祁京梅也有相同看法：“改革的最大特點就是把國家的福利支出全都撤掉，取消福利分房、自費看病、教育自負，但相應的社保體系建設又沒有及時跟上，兩者之間的錯位使得居民心里老是忐忑不安，不知道未來預期，這確實抑制了消費�！�

　　她認為，這是當前消費增長緩慢的一個很重要的深層次的體制性原因。在農村市場啟而不動的情況下，城市居民消費是當前我國消費增長的主力軍，但是城鎮的一系列與居民生活密切相關的體制改革較為集中和簡單，如教育、醫療體制改革后，政府對教育、醫療等社會公共品投入沒有跟上，使教育產業化不適當地擴大到義務教育領域，加大了基本教育的成本支出。1998年至2002年短短5年間教育支出中的學雜保育費上漲了112．1％，年均遞增16．2％；醫療產業化擴大到基本醫療領域，醫療保健服務價格年均增長率超過了10％；取消福利分房后，大批新公職人員的貨幣化住房工資沒有得到合理的制度性安排，有的地方與當地房價相比貨幣補償過少。

　　另外，限制城市居民消費增長還有一個很重要原因是收入增長緩慢。祁京梅認為，這幾年我國雖然一直在調整公務員工資，但除此之外其他職工收入增長幅度很小。據統計，我國居民收入增長遠遠低于經濟增長，近幾年ＧＤＰ平均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長，企業利潤增長40％，但是收入增長不足10％，兩者不成比例，居民沒有充分分享到經濟快速增長的成果，更多的錢被用作積累、投資、擴大再生產，而沒有用來提高居民收入和提高居民的消費水平上來。

　　現在，一些新的消費品價格都比較高，如汽車住房等高檔產品，需要很長的積蓄期。加上隨著經濟發展，高新技術等自動化程度的提高，就業壓力會越來越大，勞動力供大于求的局面會更為嚴重，這在未來一段時間都很難解決。再加上農村富余勞動力逐漸轉移到城市，更加重了城市的負擔。目前我國登記失業率是4％多一點，實際上可能要高，這些問題都抑制了收入增長和消費增長。

　　祁京梅認為，目前我國消費持續增長動力不足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由于受收入的限制，農民消費水平低。從最近趨勢看，農民消費增長幅度在增加，但是增加的幅度還是很有限，地區之間的差異也非常大，一些基礎設施落后地區對農民消費也會產生各種限制。

　　種種跡象表明，國家目前在政策和資金上大力支持農村經濟，但中國農業人口太多，農村領域太大，不會立竿見影，需要長期的規劃。但祁京梅同時認為，只要都像這屆政府一樣，連續幾年保持一定的政策力度和政策明確性，農民狀況就會得到明顯改善。今年，在宏觀調控的全局下，惟一沒有控制的就是對農業的投入，農產品漲價幅度這么高，國家也沒有采取任何限制措施，反而制定農產品最低限價收購，敞開收購環節，這種政策傾斜性非常明確也非常堅定。

　　提高消費率不能一蹴而就，要客觀認識“消費國情”

　　汪海波建議，國家今后應主要在控制固定資產投資、提升消費、縮小收入差距、推進改革的同時，要在保持消費適當增長方面下功夫。具體說，應盡快落實工薪階層加薪計劃，加強低收入者、下崗職工、離退休職工的各項保障政策，提高居民收入預期，來有效擴大城市居民的消費。

　　祁京梅預計，2004年消費需求增長會加快，預計ＧＤＰ將增長8．5％，消費品零售額將增長10．3％，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44．5％，比2003年提高3．4個百分點。

　　“雖然，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有所增大，但投資需求仍對經濟增長起主導作用，消費率低的問題仍將繼續存在�！彼�說，投資率高、消費率低是由我國經濟特定發展階段和特殊“消費國情”所決定的，對此應有客觀認識。

　　首先，重化工業發展階段具有投資率高和消費率低的特性。我國經濟已由輕紡工業階段過渡到重化工業發展階段，重化工業階段表現為行業投資規模大、產業鏈條長、加工度高、中間產品多、增長持續時間長等，在這一階段要求固定資產投資保持較快增長，投資率較高有其合理性。重化工業階段資金和技術密集的特點表現為吸納就業能力低，經濟快速發展不一定帶來就業的同步增長，在某些行業甚至是就業人數的絕對減少。上世紀80到90年代的輕化工業屬于勞動密集性產業，ＧＤＰ每增長1個百分點，能安置300萬人就業。而在目前的重化工業發展階段，ＧＤＰ每增長1個百分點，只能安排70萬人就業。目前我國就業壓力很大，但在新的經濟發展階段，經濟快速增長并不能帶來就業和收入的增加，這將直接影響到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的提高，因而消費率相對較低不可避免。

　　第二，我國特殊“消費國情”導致消費率低。消費率低與我國目前正處于消費結構升級換代的過渡期有關，中等收入階層居民的消費能力處于“買上不足，買下有余”的階段，只好增加儲蓄、擴大資金積累。低收入階層由于收入水平低，但對未來支出預期較高，增加儲蓄主要用于養老、防病治病、子女教育和購買住房等。

　　第三，提高消費率不能一蹴而就，需要相當長的時間。要真正提高消費率，有賴于第三產業的發展，生產要通過服務業才能與消費連結，我國第三產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僅為1／3，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必將在一定時期內影響消費的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