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劍雄

　　近年來，學術界的不良現象已經引起各方面的廣泛注意，但無需諱言，某些不正之風還有愈演愈烈之勢，學術腐敗并未得到遏制。

　　出現這些問題，當然與學術隊伍本身的素質有關，但如果不從根本上清除學術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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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正之風的根源，只靠揭露、批評、打假是遠不能解決問題的。學者的自我約束固然重要，外部條件也非改善不可。

　　我認為，必須正確認識我國學術界的現狀，客觀估價總體實力和水準，實事求是地制定發展規劃。

　　文革結束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學術界和政府有關部門痛感十年浩劫造成的慘重損失和我國科研學術水平與世界水平的巨大差距，急于恢復和發展，制訂了一系列的規劃，實施了一批大項目、大“工程”。但是大家似乎忽略了科研學術隊伍的基本事實：老一輩專家大多年事已高，又經過文革的摧殘，已力不從心。中年一代受歷次政治運動的影響，學術基礎和實踐能力普遍不足，難以勝任承上啟下的作用。新畢業的本科生、研究生中雖涌現出大批杰出人才，但往往缺乏全面而嚴格的訓練，或者沒有建立起學術規范。這樣一支青黃不接的隊伍本來應該有一段休養生息的階段，卻不得不承擔著不斷加碼的任務。所以，從上一世紀80年代開始，在一片繁榮景象中已經出現一些不正常的現象。如署著老專家名的著作實際出于學生之手，掛著主編頭銜的人連稿子也不看，將外國的書翻譯過來加上中國的例子就產生了一種某某學，為了評獎或破格提升而虛報成績、盲目拔高，將已經發表過的成果改頭換面當作新成果，不尊重前人的成果，不顧實際可能上大項目、大工程，職稱只升不降形成實際的終身制等等。

　　盡管學術界和教育界一些有識之士早已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但大多數人卻沒有正視主觀愿望與客觀可能之間的矛盾。由于浮夸、浮躁的“大躍進”式的主觀愿望不僅滿足了現實的需要，也造成了大批既得與將得利益者，所以在明知做不到的情況下也會搞得轟轟烈烈。在這種潮流面前，能不受影響的人不是絕無僅有，也只能是鳳毛麟角。在這種情況下，學術界的風氣如何端正得了？例如：

　　大專院校增加過快，不考慮原有基礎，重量不重質。�？贫家�升學院，學院都要改大學，改了大學還要辦綜合型、研究型，一所大學中又要設置大量的學院、研究院、中心。本來，這些都是教育事業發展的自然結果，卻恨不得一天做成，甚至根本不必做什么，只要換塊牌子。全國的大學很快突破千所，結果自然是教授、主任、院長、校長名額膨脹，皆大歡喜。只是短期內出不了如此多的人才，而表面的標準又不便降低，注水拔高，甚至弄虛作假，就在所難免了。

　　急于求成，追求短期效應。從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至各省部級的基金項目無不規定以二三年為期，僅個別重大項目得以稍作延長。實際上誰都知道，在前期成果普遍不足的條件下，真正有學術價值的著作是不可能在三五年內完成的，何況申請人不可能傾全力于該項目！但項目的數量和等級已經成為一個機構或個人學術地位和成就的重要指標，引得天下英雄競折腰，只能千方百計迎合項目的要求，不是移花接木，以現有成果適應需要，就是降低學術質量，以求表面合格。即便如此，到時真正能符合驗收要求的還是有限。等而下之的是充分發揮公關能力，不惜投入大量的“配套”經費，個別評委配合有方，終于使一些莫名其妙的課題得以通過，而這又成為“新潮流”的引導。

　　博士學位和碩士學位授予點、博士生和碩士生導師的資格評定，曾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的專利，以后逐步下放，如今除了博士學位授予點外，其余基本都能由重點大學或地方教委自行評定了。這些本來都是研究生教學事業發展的正常趨勢，授予點和導師資格也只是一種工作安排，但實際上早已成為一個單位、一個地區水平高低、實力強弱的指標，成為一種新的職稱(特別是在沒有院士的文科)，連學科評議組成員的身分也成了招聘人才時的一項條件。于是“實現博士點、碩士點零的突破”、增加多少博士點的目標進入了黨政領導的計劃和人大、政協的提案，一些評審會議也被請到了省會城市或旅游勝地，評委們不斷獲得“講學”和“考察”的邀請，評審時不得不考慮學術和辦學條件以外的因素。連學位委員會的規定也為各單位的便宜行事開了方便之門，如博士生導師資格的條件一方面規定必須至少完整地指導過一屆碩士研究生，卻又加了一條“或者在國內外參加過指導博士生的工作”。前者是硬指標，有姓名可查，要弄虛作假也得花些手腳；后者卻完全形同虛設，如有人說他在國外某大學時曾與某博士生談過話，算不算“指導”，如何核實？

　　片面強調提高職稱和學歷水平。職稱實際是終身的，一度還是各種待遇的同義詞。一旦教授在手，工資、住房、津貼、醫療，以至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標兵勞模、領導崗位隨之而來，時至今日也還與大多數因素掛勾。在這種情況下，又如何能堅持學術標準？強調學歷并無不妥，但不作變通卻導致一些毫無意義的“新氣象”，已經培養了不少博士生的博導再作馮婦，重新攻讀本專業的博士學位，校長、書記在本單位在職攻讀碩士或博士學位。如果說當年的南郭先生還得應付不時要進行的演奏的話，今天的南郭先生連合奏都不必參加，完全可以高枕無憂。職稱和學歷的含金量如此之高，自然成為大學教師資歷的標準，也成為校外各式人等追逐的目標，上至省部黨政要人、大企業經理廠長，下至鄉鎮官員、青年職員，無不爭過學歷的獨木橋。這可苦了那些公務繁忙的官員和經理們，但他們畢竟大權、大錢在握，如何如愿以償就各顯神通了。可憐老師們過得了錢關，也未必過得了權關，試問有幾位教授敢于否決本�，F任某書記、某副校長的博士論文？即使有人這樣做也不見得真正有效，上級領導照樣可以直接通過。

　　學術之外的因素大量介入職稱評定，更使職稱成為黨政官員和權勢人物必不可少的的附屬品，既使職稱的學術價值和社會地位貶值，也助長了不良學風的蔓延。若干年前，教育主管部門為使某名人獲得教授職稱，居然自亂其例，專門為他設立了“德育教授”，于是“德育教授”、“管理教授”、“高級政工師”就成了學校黨政官員唾手可得的囊中之物。此例一開，職稱(包括變相的職稱博士生導師)自然更加普及。從來沒有在大學工作過的高官，只因主管教育，就成了博士生導師；只有“工農兵”學歷的官員，只因所處地位重要，就被聘為大學的兼職教授；為了提高知名度，或者獲得資助，對一些社會名流，學校不惜以院長、教授相許。在這樣的情況下，又如何能要求校內的職稱申報者循規蹈矩？

　　各類獎項的評定既有失之過多過濫，流于形式的弊病，又有近乎苛刻的一面。一些部門或地方評的獎名目繁多，使一些學官、學閥、學霸、學混獎狀和獎金年年有余，但因級別所在(如省部級)，照樣能成為個人或單位實績的依據。另一方面，改革開放至今，人文社會科學還沒有評過一次全國性的獎項。唯一一次國家社會科學成果獎又限制于獲得過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的項目，并不具有普遍性。在評選中，對一些學術性很強的人文學科項目，也得用“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作為標準，在粥少僧多時又只能按單位或地方分配。與學術毫不相干的人也要擠進獲獎圈，某書記宣讀的報告、某司令讓秘書整理的回憶錄、某市長多年前的舊作，非得評一個大獎不可。各種評定或考核指標也使單位只能步步為營，有獎必爭，實力不濟，就只能靠形式和公關了。

　　過分強調年輕化，對各種“人才”、崗位、“破格”都規定了年齡限制，客觀上造成年齡競賽。你出了一位30歲的教授，我來一位30歲的博導，他恨不得再培養一位30歲的院士。熱衷于制造年輕化的典型，必然導致弄虛作假，讓項目的參加者變成主持人，將編譯當作著作，不管什么文章都算成論文，公費出國拔高為去國外講學，從無培養研究生經驗變為指導過多位博士生，研究生公共外語合格的成績成外語“精通”。即使自己不愿，單位領導也會啟發誘導，甚至越俎代皰。而一旦過了年齡，不僅與種種優惠無緣，甚至會從此名落孫山。有的中年教師哀嘆：“當年嫌我們年紀太輕，資歷不夠，現在又嫌我們年齡太大。”所以在年齡關前人人不甘示弱，必欲擠之而后快，擠入而后安。

　　為提高師資和研究生的水平，制訂最低限度的要求，本來并無不妥，但不考慮其可行性，非但會流于形式，而且會敗壞學風。例如一些學校規定副教授以上人員必須多少年出版一部專著，有人算了一筆帳，如果教授們都達到標準，即使本校和當地的出版社全力以赴，也無法完全出版任務。還有的學校規定博士生在校期間必須在“核心刊物”或“一級刊物”上發表若干篇論文，隨著研究生數量的增加，即使這些刊物全部刊登研究生的論文也滿足不了需要。某次評審項目時，我發現一些相識的友人的外語水平都填著“四會”(聽說讀寫)，暗自驚嘆他們進步之神速。事后了解，卻原來是校方的規定，以提高師資的“素質”。

　　面對學術界和教育界的不良學風和腐敗現象，大家在痛心疾首的同時，往往會感到無能為力，或者會言行不一，剛才還在指斥某種行為為“學術腐敗”，現在卻要如法炮制。有些人稱之為“逼良為娼”，或許不無偏頗，但一些現象已如此普遍，就絕不是少數人的劣行所能左右，必須從內部制度上和外部條件上找原因。如果我們能實事求是地估價我國學術界和教育界現有的水平和發展潛力，去掉浮躁浮夸的心態，不要急于求成，講求實效，至少能為學風的端正和學術腐敗的清除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