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劍雄

　　隨著《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書和其他有關陳寅恪的書籍文章的流傳，本來只為與歷史學相關的學術界和老中年知識分子所知的陳寅恪，已經成為知識界和大學的熱門人物，青年學者和研究生、大學生都在談陳寅恪，還有不少人在寫有關陳寅恪的文章，我聽到的和看到的肯定只是其中極少的一部分。但對涉及的一些觀點我不能贊成，一直想寫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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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我的意見，可是已經拖了半年多了。現在利用《大學》創刊的機會，先與青年朋友談幾點看法。

　　一

　　從陳寅恪我很自然地想到了伯夷、叔齊：他們寧可餓死也不愿吃新得天下的周朝的飯。從政治上看，他們似乎應該受到批評，因為新奪取政權的周王無疑比被推翻的商王賢明，至少不比商王腐敗。從功利角度衡量，他們的行為也是于事無補的，商朝不會因為他們倆的餓死而恢復，周朝也不會遭受任何損失。但他們所表現的極其堅定的價值觀念和至死不渝的執著追求，千百年來卻受到不同價值觀念的人的贊揚，并且成為我們傳統美德的一部分。

　　一個人固然應該認清歷史的潮流，但歷史潮流往往復雜而曲折，并非一時間所能認識，也并非只有一個方向。一部分人能認準潮流，成為“識時務”的俊杰，自然能夠建功立業。多數人只能隨大流，這也無需指責。但總有一些人，或者只有個別人，經過獨立思考，毅然選擇了相反的方向。他們義無反顧，或者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即使最終失敗了，一時身敗名裂也在所不惜。此后的歷史或許證明他們的確只是一股逆流，或許證明他們才是真正的英雄。這些都無關緊要，重要的是他們的氣節和追求，這是人類共同的一種優秀品質，能夠超越不同的價值觀念和現實利益。

　　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的具體目標、觀念和立場也應該得到充分肯定，或者不贊成他們的做法、沒有跟隨他們一起那樣做的人就都錯了。要時當年有一大批人與伯夷、叔齊一起拒食周粟，自己餓死了倒還是小事，周朝的天下豈非又要大亂？倒霉的不還是老百姓？

　　陳寅恪晚年的言行證明，他是一位遺民，更確切地說，是一位文化遺民。他所眷戀的中國傳統文化和接觸到的西方文化，使他確立了一種追求思想獨立、學術自由、人格尊嚴的價值觀念。但現實卻從來沒有給過他這樣的條件，所以他并不滿意國民黨政權，要不1948-49年間他完全能夠到臺灣去；他也不認同西方的價值觀念，否則當年可以留在國外或再出國；后來的事實又說明他不贊成共產黨的政策，而共產黨對知識分子個人自由的干預更廣，從而引起他更大的反感。他只能將理想寄托在過去，寄托在只存在于他觀念之中的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之中，所以他以同(治)光(緒)之間為理想，以合肥(李鴻章)南皮(張之洞)而自期，由王國維的死而哀中國文化的斷絕。

　　就像伯夷、叔齊一樣，陳寅恪這位文化遺民是令人尊敬的，他的價值觀念值得尊重，他所追求的思想獨立、學術自由和人格尊嚴的目標同樣也是我們所追求的。但這并不等于我們應該贊成他的具體選擇和具體標準。五六十年代固然不可能保持思想獨立、學術自由和人格尊嚴，但二三十年代也未必能做到。不用說同光之間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就是康熙、乾隆年代，以至隆漢、盛唐，又何嘗為知識分子提供過這樣的環境呢？王國維的死固然是中國文化的一大損失，但中國文化——無論是大文化還是小文化，無論是抽象的還是具體的，無論是精神的還是物質的——都不會因為王國維的死而成為廣陵絕唱。

　　以陳寅恪對歷史規律的認識，他當然不會不理解過去和未來的關系，也不會不正視現實。正是這種理想與現實的矛盾，感情與理性的失衡，才使他只能用對過去的懷念來表達對未來的追求。我們不應將陳寅恪誤解為一心復古復舊，更不應該因此而將中國文化的希望寄托在過去。任何專制制度都不可能使知識分子擁有獨立的思想、自由的學術和尊嚴的人格，古今中外概無例外，我們只能寄希望于未來，并為這一天的早日到來而努力。

　　二

　　與陳寅恪同時的或比他晚一二十年的知識分子正處在一個急劇動蕩的時代，他們經歷了清朝覆滅、北洋軍閥統治、國民黨政府建立、抗日戰爭、國共內戰、新中國成立，絕大多數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還經歷了解放后的歷次政治運動。這一兩代知識分子對中國的貢獻是無法估量的，并且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越來越被人們所感受和重視。沒有他們的努力，就沒有今天的中國，也不會有我們今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但他們信仰的思想、選擇的道路、貢獻的方式、追求的目標、影響的范圍各不相同，甚至大相逕庭，有的還勢如水火，互為仇敵。今天我們客觀地評價他們，就會發現，除了極少數人類的渣滓和民族敗類以外，絕大多數人都應該得到不同程度的肯定，因為他們從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為國為民為全人類的進步出了力。

　　以前往往只承認直接參加革命或政治斗爭的知識分子的貢獻，認為只有投身革命才是唯一的正確道路，通過革命以外的途徑如科學、教育、文化、實業等手段救國不僅不可能實現，而且在實際上幫了反動統治者的忙，站在反動立場，這當然是很片面的錯誤觀點。任何一個社會、一個國家，直接投入政治運動和武裝斗爭的人總是少數，即使是在革命陣營內部，也還有大量其他方面的工作要做。一些人文方面的研究，的確很難說它們與當前政治或國計民生有什么直接的關系，更不能改變國家衰弱、民族危亡的局面，但如果沒有人去做，一門學問可能就從此斷絕，造成人類文明不可挽回的損失。 但是如果反過來認為，知識分子只有超脫于現實、不問政治甚至不問世事，才是高尚，才值得尊敬，那就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同樣是相當片面的。從戊戌變法至現在的改革開放，知識分子都發揮了巨大的影響，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要是沒有這些知識分子的貢獻，中國不會有今天，也不會有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無論他們是激進還是保守，改良還是革命，失敗還是勝利，只要多少推動了歷史的進程，就應該得到充分的肯定。而且必須承認，他們在中國的新舊轉換中起了更大的作用。

　　當然不應該要求知識分子人人都關注現實，參與政治，更不能要求大家都做政治家或行政官員。但如果作為“社會的良心”的知識分子都超然于現實，有學識和能力的知識分子都對政治不感興趣，難道把國家交給無知識、無文化的人去治理嗎？今天中國正處于改革開放的關鍵階段，有可能為改革開放發揮積極作用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年輕的學人完全應該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起更積極的作用，這與多數人在多數情況下從事具體的業務是并行不悖的。 總之，無論什么時候，知識分子中不能沒有陳寅恪，也不能沒有革命者、改革家、行政官員，有良心、有學識、有能力的知識分子即使在歷史舞臺上扮演了不同的角色，都能演得有聲有色，都能成為后學的楷模。人人做革命家與人人做陳寅恪，都是既不應該也不可能的事。

　　解放以后，中國的知識分子經歷了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思想改造、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整風反右、大躍進、反修、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直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地方性、專業性的運動更是不計其數。應該承認，能夠像陳寅恪這樣超然獨立于運動之外的人，是絕無僅有的。但是因此而否定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的品質和人格是不公正的，看不到他們數十年來對中國和人類文明各方面的巨大貢獻更是嚴重違背了歷史事實。 如果我們了解了特定的歷史條件，對他們，包括被陳寅恪斥為“曲學阿世”的學生在解放后的作為就不難理解。

　　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已使它喪盡人心，大多數知識分子連日常生活都難以維持，而共產黨帶來了新氣象，社會秩序迅速穩定，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蔣介石長期實行專制獨裁，國民黨一黨專政，而毛澤東、共產黨高舉民主大旗，毛澤東西柏坡的談話更再三強調民主，在政協和人民政府中非中共人士占重要地位。與黨政干部、軍人、工農大眾相比，知識分子普遍有一種負罪感，覺得自己在民族危亡與新政權的建立過程中沒有出什么力，在生活上一般又優于工農大眾，所以總是懷著一種贖罪的心態檢查自己，接受批判。傳統的家國觀念培植了知識分子對國家的忠誠，而黨政一體使歷史次政治運動都與國家法律和國家利益聯系在一起，即使從奉公守法的觀念出發，知識分子也沒有抵制的勇氣。從五十年代起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已經確立起巨大的威望，而一切政治運動都是以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名義發動和進行的，堅決擁護并積極投入就是革命和進步，反對這些運動無疑就是反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中國知識分子對政治理論和國外狀況的了解本來就很有限，在大量接受了斯大林式的“馬列主義”(如《聯共布黨史》曾經是一本必讀書)和片面的宣傳以后，很自然形成了一種教條、僵化、封閉的思維模式。 更重要的是，知識分子都希望通過自己的專業來實現自身的價值，為國為民干一番事業，在歷史上留下自己的足跡。他們在舊中國往往無法實現自己的計劃，新中國卻提供了種種可能。當然要使這些可能成為現實，前提就是政治和思想上的服從，而一旦在政治上犯了錯誤，或失去了黨的信任，就再也無法發揮自己的專長，繼續從事學術研究或創作。不少知識分子之所以謹小慎微，忍辱負重，固然不無個人利益方面的考慮，但更多的還是不愿意使自己碌碌無為，是為了完成自己的文化學術使命。

　　還應該看到，像陳寅恪這樣做不僅需要有見識和勇氣，還必須有來自最高領導的寬容，而能有如此待遇的人，在中國大陸很難再找出第二個。試問，解放后有誰能長期不參加政治學習，自己決定不上課，做自己想做的研究，又能保持體面，衣食無憂？要是沒有得到最高領導的某種暗示或者指示，陶鑄會對他如此優禮有加嗎？在廣東省委和中南局管轄下的高級知識分子中又有誰能享受到類似的待遇呢？曾經風云一時的政壇領袖、堪稱大師的專家學者、與共產黨合作并為新中國的建立作過貢獻的愛國人士，解放后銷聲匿跡的有之，成為反革命分子、胡風分子、右派分子、反黨分子的有之，被判刑勞改以至鎮壓的有之，因不堪精神或肉體上折磨而自殺者有之，他們當然無法成為陳寅恪，即使他們具有陳寅恪這樣的人格。 就是陳寅恪本人，也不能超過客觀形勢所能提供的限度。到文化大革命開始，就不得不接受無休止的批判，寫檢討書、認罪書(盡管是由夫人代寫)，也不得不服從紅衛兵、造反派、工宣隊的安排，直到病故。我這樣說絲毫沒有貶低陳寅恪的意思，只是希望通過這樣的對比，能為絕大多數更不幸的知識分子設身處地想一下，給他們以更多的同情和理解，而不要因為有了陳寅恪的特例而否定一般。

　　三

　　陳寅恪被稱為史學大師，自然是當之無愧的。但稱他為大師不僅是為了給他一頂桂冠，更不是為了編造他的神話，而是要真正了解他的學術成就和貢獻，并給予客觀的評價。

　　陳寅恪的主要成就在史學，但要理解和認識他的成就并不是容易的，他生前上的課就不是所有的本科生、研究生都能聽懂，聽課的人總是不斷遞減。對他的著作、論文、詩詞，到現在為止還有很多疑問，認識上有不少分歧。但我卻看到過好幾篇大談陳寅恪的文章，作者的專業是文學、哲學等方面的，顯然并不懂史學，文章中也只有空泛的稱頌，沒有具體談到陳寅恪究竟有什么特殊的成就，何以能稱為大師，我猜想他們沒有讀懂陳寅恪的史學著作，或者根本就沒有看過，顯然他們沒有資格談陳寅恪的學術。同樣，也有人寫文章大談錢穆的《國史大綱》如何了得，可是并沒有舉出一個令人信服的例子。我也算是研究歷史的，老實說，到現在為止，我還沒有認識《國史大綱》有什么特別高明的地方。

　　我們應該崇拜大師，學習大師，但這都是建立在了解和信服的基礎上的。對于自己不了解的專業或范圍，例如一位外國的自然科學家，就得依靠權威性的、嚴肅的介紹。否則，人云亦云，跟著別人起哄，說不定會上了一伙學術騙子的當，或者只是成全了一些借大師之名成名、以某“學”發家的人。

　　我們更應該正確地對待大師。我認為，所謂“大師”，至少應該是在某一學科或某些學科取得了一般學者所不能取得的成就。如果只是數量上比一般學者多一些，或者只是質量稍為高一些，就不能算大師。正因為如此，能當大師的人只是極少數，所以大師的稱號才特別尊貴。如果已故的老一輩學者或活著的老前輩都能稱大師，這個名稱就要貶值了。就像“藝術家”“作家”曾經在我們心目中擁有神圣的地位，但等到縣城小劇團的主要演員都用上了“表演藝術家”的頭銜，發表了一兩篇小說就在名片上印上“著名作家”時，這兩個名稱就快要一錢不值了。我很擔心，照現在這樣的速度，“大師”的膨脹和貶值也在不久的將來。

　　但另一方面，包括陳寅恪這樣真正的大師在內，他們的學問也不是沒有限度的，他們的貢獻一般也集中在某一方面。在現代社會，特別是進入了科學技術飛速發展、信息的擴展呈爆炸趨勢的時代，再也不可能出現中國古代或西方文藝復興時代那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博古通今、無所不能的學者了。大師也是就他所存在的時代而言的，他的具體成果并不一定永遠處于先進的地位。如本世紀初中國學術界的一些大師，他們基本上都是各個領域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但這些領域今天的水準大多早已超過了當年。像陳寅恪研究的隋唐史，我認為目前的整體水平已經高于他發表過的論著。今天的隋唐史學家如果還停留在那樣的水平，就沒有資格當大師了。

　　歷史上的杰出人物的出現，包括學術上的大師在內，根本的條件是他們的天賦，其次是他們的機遇和個人的努力。天賦不會人人都有，但有天賦的人未必能有機遇，也不是人人都愿意努力，這就是杰出人物總是極少數的原因。所以，歷史發展總的規律是不斷進步，但就具體的人物而言，并不一定一代勝過一代，杰出的文學家、藝術家、科學家、政治家不一定每多少年或多少人口中出一個，后來的也未必比前面的更強。

　　我們不能隨便以大師自期，也不必感嘆大師之不可期。如果每個人珍惜機遇，不放棄努力，即使自己不能當大師，大師也會更多地涌現。就個人而言，你的整體成就或許無法超過以往的大師，但完全可以在某一方面比他們先進。先師譚其驤先生生前經常教導我們：“在歷史地理方面，我應該超過錢大昕、王國維，你們應該超過我。要不，學術怎么能進步？”我認為，先師的話是實事求是的。因為錢大昕、王國維的學問不止歷史地理一方面，就歷史地理而言，在先師這一代完成了從沿革地理向歷史地理學的轉化，有了突破性的進展。到我們這一代，盡管在整體上離先師的水平尚有距離，但又有很多新的領域得到開拓，在這些領域，我們當然應該超過先師這一代。

　　我相信，陳寅恪的學生和這些學生們的學生也是如此。所以希望青年人敬仰大師，學習大師，但不要迷信盲從，更不要將他們當成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