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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軾 天則創始人之一 天則常務理事 曾任理事長 所長
我在1993年退休后的十年中辦了三件事，其中牽扯精力最大的就是和盛洪，張曙光等同志辦了天則經濟研究所。至今十年過去，可以來說一說，辦一個民辦研究所主要的精神應該是什么，主要的危險又是什么。
民辦的研究所是一個非政府組織。首先要回答為什么要有非政府組織。在我們國內，過去幾乎一切都由政府包辦。政府最主要的特點是具有強制力。有人說國家是階級對階級的專政工具，它表現為以暴力作后盾的權威。國家機關的干部養成了一種作風，往往是高人一等，缺乏商量的余地，不容人選擇。而社會上的許多事情應該是出于自愿的。這樣就產生了對非政府組織的需要。一切非政府組織都有他們的共同點，就是自愿參與，自由退出。之所以有人愿意參與是因為他們所做的事對社會是有益的。普及教育，發展文化和科研，幫助窮人，照顧關入監獄犯人的子女，監督政府，這一類的事既不需要暴力作后盾，又不能由以賺錢為目的的企業去辦，所以要有非政府組織。這就決定了非政府組織的基本特點:一，它關心社會的公共利益；二，它不以贏利為目的。
這是非政府組織存在的必要性。但是是否真能組織得起來發揮作用，還要看有沒有適當的資源。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中不論做什么事都要有錢。錢從何來?它只能從社會上的個人或企業來，或者從其他的非政府組織來。而且這些單位愿意出錢完全出于非自利的目的，是一種捐贈的性質。在人類歷史的幾千年的過去，雖然有對非政府組織的需要，但是因為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沒有能力出這份錢。所以沒有發展起來。一直到了市場經濟得到充分發達，社會財富極大地增加以后，這種組織才逐漸出現并壯大。十年前天則所剛剛成立的時候，我國經濟還沒有像現在這么富有，社會上很少人知道什么是非政府組織，因此很難從國內的個人和企業捐到錢。除了最初的一筆錢從當時的大象文化公司投入，其他的收入主要靠國際組織，包括亞洲開發銀行，福特基金會，國際民營企業中心等。十年以后的今天，情況有了變化，不但國內企業逐漸資助天則所，連政府機關也邀請天則所參與有關的研究。我們的經費有了多元化的來源。一方面這是好現象，籌資的機會增加了，但是隨機性也更大。沒有一個穩定的資金來源，使得天則所的前途充滿著不確定性，只要經濟來源斷絕，天則所就要停止運作。
處于這樣嚴峻的形勢下，只有做好自己的工作，才能使天則所能夠繼續存在并發揮更大的作用。要做好工作，我認為主要是遵循兩條原則。首先是保持獨立性，做真正是社會關心并且有益于社會的事；其次是要有一定的獻身精神。做到這兩條都是不容易的。
先說第一條。什么事對社會真正有利，絕不是容易判斷的。過去說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是對社會有利的，現在知道企業要利潤極大化。但是一切事情都朝錢看也是錯誤的，否則就用不著非政府組織了。經濟學家最熟悉的一個經濟現象就是"通往地獄的道路上鋪滿著鮮花"。壞的結果是好的愿望造成的，一心一意想做好事結果卻恰好相反。計劃經濟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經濟以外這類的事就更多了。歷史上這一類的經驗很多很多，遠的不說，就說毛澤東的革命的浪漫主義，它造成幾千萬人的死亡和文革災難，我想未必是毛澤東的本意。作為一度主宰著歷史的偉人看問題尚且如此的離譜，一般人當然更難避免。究竟什么事對社會和人類有益?我想用溫和的方式追求自由和保障人權應該大致不錯，符合這一目標的活動也大致不錯。
然而追求自由和人權可做的事很多，我們只能選擇那些自己有比較優勢的事來做，即屬于制度經濟學方面的，而且基本上是學術性的工作。正因為這樣，我們的工作不見得能夠立竿見影，它影響的面首先是知識界，特別是大專院校的師生，然后是企業領導和政府干部，最后普及到一般群眾。雖然這個過程很間接，但是這確實是中國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改革二十多年的成功，肯定有我們的一份力量在起作用。我們也做過一些對策研究，是和制度經濟學有較密切的關系，或者和自由和人權有密切關系的。要使得我們的研究能夠更有效地發揮作用，一方面要我們自己對政府的立場有更多的了解，另一方面要使政府干部更關心社會的信息。看來近來這兩方面都有所改進。
第二方面，天則所的人員，特別是它的領導成員要有獻身精神。我們這些人之所以選擇天則所這樣的工作來做，固然和自己的條件有關，更重要的是出于自己的社會責任感。否則也許會下海去賺錢了。然而在一個市場經濟中，沒有收入來源是無法生存的。所以掙錢養家也是自然而且必要的。但是到底應該拿一個什么報酬，看法是不同的。從理論上講，應該按照市場價格來定。但是市場價格也只是一個幅度，它在每個人的心中也很不相同，上限和下限可以相差一兩倍。因此領導人和一般員工的報酬水平始終是值得注意的事。如果定得太高，會影響社會對天則所的捐款。因為沒有人愿意把自己的捐款變成了高工資；但是報酬太低也有問題，因為留不住人，而且合適的人選不愿意到天則所來。這正是天則所所面臨的后繼無人的危險之一。由于很難定一個客觀標準，我們的做法一方面領導的工資水平在當事人回避的情況下由理事會開會決定，另一方面就是透明化。將主要成員從天則所得到的全部報酬，包括工資，獎金，勞務費等統統列出來，給理事會的理事們知曉，以便監督。這也是為了鼓勵天則所成員的自我約束。我相信，天則所領導人員報酬的透明度愈高，愈有利于天則所的籌款。
在市場經濟中，企業的好壞很容易鑒別，賺錢的企業一般來講就是好企業，但是對于非政府組織，業績的好壞不能用賺不賺錢來判斷，用什么標準來判斷?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天則所運行十年沒有積累任何財產，既沒有買房，也沒有買車，更沒有大筆現款。但是這并不能證明天則所辦得不好，因為非政府組織的目的不在賺錢，而在社會效益，而社會效益是無法用單一的指標來測量的。
總體來看，天則所的社會影響在不斷擴大。這個過程看似自然，其實極不容易。特別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很特殊的政治環境中，既要保持獨立性，又要保證自己的安全，很像是在走鋼絲。按理說，只要守法活動就應該是政治上安全的。然而在中國，即使是憲法所規定的權利，也不能完全得到保障。比如言論自由，結社和集會的自由，更不用說游行示威的自由，盡管這些權利都明確地規定在憲法之中。因此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危險的，是個十分微妙的問題。用走鋼絲來形容并不為過。所幸的是中國的國際國內大環境一直在慢慢地改善，自由的空間在擴大，這正是我們所追求的，而且這個變化也有我們努力的一份貢獻。
天則所面臨的危險不但有來自外面的，也有來自內部的。主要是管理方面的問題。經濟學家未必善于管理，它涉及人事，財務，業務方針，對外關系等。天則所在這些方面都有過經驗教訓。管理和經濟學是不同的兩門學科，經濟學家并不善于管理。不過我認為制度經濟學所闡明的一般規律至少可以保證天則所不出大問題。這些規律包括各方面遵守既定的程序和議事規則，互相尊重，平等待人，有自我批評的精神，得理要讓人。這些原則經濟學家都是承認的，但是臨到自己頭上也難免犯糊涂。天則所建所的所謂人合關系就是互相學習的一個磨合過程，而且這是一個永遠需要提高沒有止境的過程。
天則所十年的歷程基本上是成功的。我希望它能愈辦愈好。我還將像過去一樣貢獻我的主要精力于天則所的事業。但是由于年齡關系，再繼續服務十年的可能性是不存在了。
2003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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