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劍雄　

　　中國歷史地理學的源頭可以追溯到二千多年前的《禹貢》時代，傳統的沿革地理和發達的歷史文獻為現代歷史地理學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和豐富的資料。如果從20世紀30年代初顧頡剛先生和譚其驤先生創辦《禹貢》半月刊、籌備禹貢學會算起，中國歷史地理學已經有了近70年的歷史。70 年間，學科的發展經歷了無數艱難曲折，也迎來了改革開放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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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巨大進步。今天，當一個充滿的希望和挑戰的新世紀到來之際，中國歷史地理學也面臨著一次新的機遇。

　　一、關于學科屬性

　　在以往幾十年中，出現過幾次對歷史地理學科屬性的集中討論，經常性的討論一直在進行，近來還看得到這方面的文章。

　　歸納起來，主要的意見有三種：第一，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是歷史時期的地理現象及其演變規律，屬于地理學。第二，歷史地理學是介于地理學和歷史學之間的邊緣學科；或者說，歷史地理學是一門獨立的學科，既不屬于地理學，也不屬于地理學。第三，由于歷史地理學研究的是歷史時期的地理現象，是整個歷史的一部分，所以屬于歷史學。

　　近年來，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和教育部對學位授予點的劃分，使歷史地理學科屬性的討論又增加了復雜性，因為根據修改后的學科分類，在歷史學的一級學科下，有歷史地理作為二級學科，但在地理學的一級學科下，只有人文地理作為二級學科，而沒有歷史地理。有人以此為據，認為歷史地理學應該屬于歷史學，或者只能作為人文地理的一個分支，成為地理學下的一個三級學科。

　　據我所知，歷史地理學界多數同人都贊成第一種意見，歷史地理的學科屬性是毫無疑義的。但我們也應該充分注意后兩種意見的合理部分，歷史地理研究的對象雖然不是歷史，但由于是歷史時期的地理現象，所以主要依靠歷史文獻，使用歷史學的研究方法，其成果為歷史學所利用。至于是否構成一門獨立的學科，這不僅取決于這門學科的性質，還取決于已經獲得的成果和地位。歷史地理研究雖然有了長足的進步，但與地理學或歷史學這些一級學科還無法相比，所以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還只能是一門二級學科。學位和教育行政部門的學科劃分，實際上也有其歷史和現實的原因：我國的歷史地理研究機構和專業人員大多是從歷史學衍生和發展而來，而從屬于地理學的機構和人員相對較少。所以促使這種劃分作出改變的根本性措施還是研究機構和專業人員本身的發展。

　　歷史地理的研究階段是歷史時期，其上限應該是文字的出現。在完全沒有文字記載(包括間接的)的條件下，對地理現象的研究只能運用考古學或古地理學的方法。譚其驤先生生前一直認為，歷史一般是從有文字記載開始的，所以才有所謂“史前時期”。講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史前，講歷史就只能是文字產生之后。所以他不贊成將歷史地理研究提前到全新世，也不贊成將歷史地理學與古地理學混淆起來。歷史地理研究的下限應該與當代相銜接，但以往的研究過于偏重古代，近年雖有所改變，仍然是一個薄弱環節。

　　二、關于學科框架

　　歷史地理學既然從屬于地理學，其學科框架應該與地理學相同，即地理學有多少研究對象，這些現象在歷史時期的狀況就是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地理學的分支都應該有相應的歷史地理分支。但有兩種特殊情況：一是有些地理現象在歷史時期并不存在，自然無從研究；一是有些地理現象雖然存在，卻沒有留下最低限度的記載，因而無法研究。

　　所以，目前一般將歷史地理劃分為歷史人文地理和歷史自然地理兩大類，再根據具體的研究對象分出具體的地理分支。這樣的框架與目前的研究狀況基本適應，但從學科理論和發展趨勢看，不無可議之處。在我國，人文與社會學科往往不加區別，但人文學科與社會學科存在明顯區別。所以，在歷史自然地理之外，還應該有歷史人文地理和歷史社會地理兩個大類。隨著研究范圍的擴大和深入，歷史地理學新的分支將不斷出現和完善，到那時，歷史人文地理與歷史社會地理的并存與分工將水到渠成，順理成章。 在強調分工的同時，我們更應該注意綜合性的研究。對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歷史悠久的國家來說，空間上存在著很強的地域性，時間上也有明顯的階段性。歷史地理的專題研究或某分支的研究固然重要，但對于中國的某一個區域(自然區域、政權、行政區域、民族區域、文化區域等)、歷史上的某一個階段(朝代、分期、具體年代等)來說，以此為范圍的綜合性研究具有更重大的意義。區域研究與階段研究都是綜合性的，即應該研究當地當時所有曾經存在過、并且有條件進行研究的全部地理現象，進而探索它們之間的關系和規律。

　　三、歷史地理學如何為現實服務

　　作為一門科學，歷史地理學的根本任務是學科本身的發展，而不是如何適應現實的需要。一味迎合現實需要，片面強調現實的需要，必定會影響學科的正常發展，甚至完全違背科學規律。解放以后，歷史地理學曾經受到政治因素的過度干預，因而片面強調為政治服務，為現實服務。例如在歷史疆域的研究中，常常因國家關系的改變而得出不同的結論；為了突出中國自古以來就擁有遼闊的疆域，不惜將不同年代的疆界拼湊成一幅極盛疆域地圖。近年來，歷史地理研究又受到經濟因素和地方利益的影響，如削弱甚至放棄了必要的基礎研究，以所謂的“成果”為創收手段，無原則地迎合一些地方開發旅游、搶名人、爭古跡、以假亂真的需要。

　　這并不是說歷史地理學不應該或者不必要為現實服務，歷史地理學者作為國家和社會的一員當然也承擔著自己的責任，也應該愛祖國，愛社會，愛家鄉，通過貢獻或轉讓科研成果獲得相應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利益不僅完全正當，而且是值得提倡的發展方向。但這一切的前提，就是嚴格遵循科學規律，堅持實事求是。只有學科本身得到正常發展，基礎研究不斷得到加強，才會有真正適應現實需要的成果。

　　為現實服務不是為一時一事服務，不能違背歷史事實和科學規律。如果只是隨大流，看風頭，迎合現行政策，不僅不利于學科發展，而且貽害社會，損害國家的長遠利益。60年代初，譚其驤先生就論證了東漢以后黃河長期安流的根本原因是中游耕作方式的改變使水土流失減輕，流入黃河中下游的泥沙量減少。他認為，要徹底消除黃河下游的水患，關鍵是做好中游的水土保持，提出了農林牧并舉，退耕還林，綜合治理的建議。如果一定要為當時“大辦農業”、“以糧為綱”的政策服務，他當然不能寫這樣的文章，或者提出這樣的建議。但事實已經證明，譚先生這樣的治學態度才是真正有利于國家的根本利益，是為現實服務的典范。

　　正在興起的西部大開發為歷史地理學者提供了大顯身手的廣闊舞臺，歷史地理的各個分支都能有用武之地，也是學科發展的大好機遇。正確地闡述西部的歷史地理背景，必然能對西部大開發作出貢獻，所以我們應該積極投入。但是西部開發是一項長期而復雜的工程，同樣存在著各種矛盾、認識的誤區和不同意見，歷史地理學者必須堅持科學的態度，不能簡單地為現行的或當地的政策作解釋，找依據。同時也應該看到，歷史地理的研究畢竟是以歷史時期為主，而歷史背景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不能為了突出學科的重要性而隨意夸大歷史因素的作用，

　　四、如何提高歷史地理研究的水平

　　提高歷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途徑很多，方面很廣，但提高研究結果的精度是最重要的任務。固然，歷史地理的一些分支和不少方面還是空白，亟需填補，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都有待加強。但一般說來，這些問題都可以通過增加研究力量、擴大研究領域來解決，而精度的提高卻不是量的積累，而必須取得重大突破，是質的飛躍。

　　由于絕大多數歷史時期的地理現象已經無法通過實地考察來復原，只能依靠文獻記載，而現存史料中往往只有不完整的描述，普遍缺乏必要的數量，要進行量化分析相當困難，更難得出精確的結論，所以在已有研究成果中，對時間、地點、程度的定量精度很低。由于成果的精度不高，很難作橫向和縱向的比較，也無法為歸納或預測提供可靠的數量根據，也難以得到其他學科的引用，受到運用部門的重視。

　　例如，現有研究成果已經證明西北地區歷史上曾經有森林分布，很多地方有良好的植被覆蓋，但其他研究也提出了西北地區長期干旱，植被覆蓋率一直很低，只在局部地區才有森林的觀點。有的地理學家還指出，黃土高原上不可能有森林覆蓋。孤立地看，這些觀點都有道理，都可以找到史料根據，但卻互相矛盾。你說某一朝代那里出產木材，他也可以說什么時候這里是不毛之地，且不說史料是否完全正確，那么史料沒有提到的地方和年代(實際上占大多數)情況怎樣呢？如果我們能提高研究的精度，從一般證明西北地區有森林提高到復原出不同時期具體的植被分布圖，說明什么年代、什么地方有什么植被，以后有什么變化，哪些地方本來就沒有植被，這些爭論就能得出可信的結論。這樣的研究結果無疑具有更高的學術水平和實用價值，必定會被相關學科和實際部門所采用。

　　又如，歷史地理學對長時段氣候變遷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優勢，因為現代儀器記錄氣象不過200年左右，能夠前推到18世紀的連續紀錄在全球只有50個站，90%以上分布在西歐，中國的大部分國土1950年后才有儀器記錄，而中國的史料記錄至少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但如何將史料中十分粗略的記載轉化為可靠的數據，并且能為國內外同行所接受，如何將這些數據的精度提高到一個適用的限度，例如年(時間)、今縣(范圍)、攝氏度(氣溫)、毫米(降水量)、級(風力)等單位，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中國的史料不可能有多少新的發現。依靠現有的信息檢索手段，不久就能將所有的史料收羅無遺，傳統的歷史學和地理學研究方法也已被歷史地理學者推到了極致，要提高研究精度只能寄希望于現代科學技術的進步，只能進行多學科的、交叉的、綜合性的努力。

　　五、中國歷史地理學如何走向世界

　　中國歷史地理學發展到今天，究竟在世界上處于什么地位呢？對此，既不應夜郎自大，也不必妄自菲薄。

　　以研究對象為標準，即就對中國歷史地理現象的研究而言，中國學者所取得的成果無疑最多、水平最高。中國歷史地理得天獨厚，中國歷史悠久和疆域遼闊在世界史上罕有其匹，我們擁有世界上最豐富、延續性最強、覆蓋面最廣的歷史文獻資料，還有發達的沿革地理的傳統，這些都是其他國家所難以具備的。我曾經與美國、日本、英國和西歐的同行交換過意見，他們對我們能進行歷史自然地理研究感到很驚奇，因為他們基本上只有歷史人文地理研究。原因很簡單，他們能利用的歷史文獻年代較短，無法對長時段的自然地理變化作研究，而較短時間內的自然地理狀況與當代差別不大，基本可以用現代地理學的方法來研究。 我國一些重大的歷史地理研究成果，如《中國歷史地圖集》、《中國歷史地震地圖集》、《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有關環境和歷史氣候變遷的論著等，都達到了當代世界最高水平。但由于這些論著都是以中文發表，除了地圖以外，其他還很少為國外所知，也無法進入國際檢索系統。 以學科理論和研究方法為標準，我們還很難說已經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因為理論和方法的先進性不僅體現在對中國歷史地理的研究中，還應有普遍的適應性，才能為國際歷史地理學界所承認。

　　中國歷史地理學固然有其鮮明的特色，并且主要服務于中國的學術界和社會。但如果要貢獻于全人類，要為國際學術界所承認，就必須走向世界。在可以預見的未來，英語仍然是國際最重要的語言，隨著信息科學和互聯網的發展，其影響將越來越大。我們必須充分利用互聯網的優勢，發展與國際學術界的信息交流，并且以英語發表重要論著。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先后邀請過不少外國學者來訪，參加我們主辦的學術會議，不少同人出訪外國，參加重要的國際學術會議，但歐洲和美洲的歷史地理年會我們基本沒有參加，英語的《歷史地理》刊物上基本還沒有發表過中國學者的論文，大陸學者基本沒有用英語出版過專著，這種狀況亟待改變。我們特別寄希望于年輕一代，能夠以嫻熟的英語和信息技術，將他們本人和中國的歷史地理研究成果推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