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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劍雄
近讀唐德剛訪錄、王書君著述的《張學良世紀傳奇》，其中引述張學良本人對“九·一八”事變的回憶，既否認了受蔣介石之命，又不承認自己不抵抗，而只是判斷錯誤。對此，作者的看法是：“張將軍的自我剖析盡管很誠懇，很有可信度，也頗有道理，但也過于原諒自己。”在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和張的態度后，他認為：“問題很明顯，由于張學良在對
日問題上和蔣介石的看法一致，因而對于事變發生前后蔣介石所提出的‘一切聽命于中央，等候國聯裁決’的批示奉為圭臬。”“結果，面對日本的野蠻入侵，東北大好河山頃刻淪陷，這也是嚴重失職，咎無可辭。因此，張學良受到全國人民的譴責也是必然的，這也是他后來一直深感后悔的。”
張學良是“九·一八”事變最重要的親歷者之一，他本人的回憶自然無法輕易否定，為此作者煞費苦心作了一番盡可能周全的解釋，但并沒有涉及問題的核心――張學良本人的回憶可靠嗎？
親歷者的回憶無疑是歷史研究和記載的重要依據，但回憶卻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往往離事實很遠。即使不考慮本人出于種種原因，故意隱瞞或歪曲事實的可能性，也還會不自覺地使回憶失實。
就張學良對唐德剛的口述而言，不妨先完全排除他故意的因素，但同時不能不受到諸方面局限：
“九·一八”事變和“不抵抗”將軍對張氏來說，是刻骨銘心、終身在思考的大事。但在記憶事實的同時，他也不可避免的會考慮各種解釋。這些解釋反過來又會誤導他原來的記憶，以至他將解釋當成應該繼續記憶的事實。
張氏出身于一個特殊家庭，他的青年時代有獨特的經歷，一方面擔任著與他實際年齡不相稱的重任，另一方面卻沒有受過完整健全的教育和訓練，他的知識結構、社會閱歷、歷史觀念、判斷能力本來就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九·一八”事變發生時，張氏還不滿三十一歲，而從三十六歲開始他又長期處于與社會隔離或半隔離的狀態。在數十年間，他直接接觸的人物極其有限，獲得的信息也相當有限。
據各種記載，張氏早已皈依基督教，并且非常虔誠。因此他的回憶必定會以更多的自責來代替對他人責任的追究，并盡可能在記憶中搜尋對此有利的事實。但對“九·一八”事變造成的嚴重后果，他又不可能完全用自責來承受。
與唐德剛談話時他已年近九十，記憶和思維不能不受年齡和健康狀況的影響。
歷史學者對本人的回憶亦未必輕信，尤其是對最關鍵處。我想，對張氏這段回憶亦應持如此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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