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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劍雄
報上看到一條消息，某省一位“原副省長主動回校執教”，稱這位剛卸任的副省長回到某大學執教。這自然是值得稱道的好事，與那些離任或退職后還整天打著“原××長”、“前××長”稱號活動而不愿回歸本業本職的人，或下臺后非要謀一個“級別”相當的位置的人相比，自然涇渭分明。但報道中也提到，他自20世紀80年代走上政壇，先后任某市長
、省計委副主任、省財政廳長，直到副省長，“從政之余，一直沒有放棄教學科研”；我卻不以為然。我認為政府應該制定法規，擔任政府官員后，不得再兼任其他職務，包括大學的教職。如果今后實行人大常委的專職化后，常委也應比照官員，必須辭去原來的職務。
第一條理由是，既然當了政府官員，做了納稅人的公仆，就得全心全意做好本職工作，兼任其他工作必定要分散精力，或者徒有其名，無法兼顧。報道說那位原副省長，從1988年起，一直在某大學兼課，先后為本科生、研究生主講多門課程，獨立或合作完成科研項目180余項，還要出版專著，主編出版近60萬字的書。上一門課，即使不算備課時間，每周至少要花兩個小時，而且時間不便更動。15年間平均每月要完成一個科研項目，要都是親自參加簡直不可思議。即使只是合作，總得花些時間吧。寫專著或編書或許能用業余時間，但身為副省長，還能有多少“從政之余”？即使只是從愛護領導干部的健康出發，也以不兼職為好。
第二條理由是，這樣的雙重或多重身分，不利于保持政風的公正廉明，也不利于清除學術腐敗。誰都知道，科研項目既有經費，又有更大的獲獎可能，還是衡量個人與單位學術地位的重要標準，近年來項目之爭已愈演愈烈。就是一位全職的教授、博導、院士、校長，誰能連續15年平均每年主持或參加12個項目？究竟是因為有了廳長、副省長之尊才能獲此殊遇，還是原單位或別人要借重廳長、副省長的地位以獲得項目？無論是哪一種，都有損政風學風，也有損于官員本身的形象。報道還提到他的項目榮獲全國性“特別獎”和某全國研究會“一等獎”，這就不能不使人對這類獎項的含金量表示懷疑，究竟是對副省長降低了獲獎的標準，還是副省長占據了本應由其他人獲得的榮譽？據說他主編的《國際××學》是這門新學科正式創立的標志，但同一篇報道中又說他現在“先要認真學習計算機，以前沒有時間好好學，要補上自己缺乏的現代知識”�；蛟S他過于謙虛，但我不禁要問，連計算機都沒有很好掌握，或者缺乏現代知識，如何能創立一門“國際××學”？要不是有人給他亂抬轎子，就是真正的主編另有人在。再說，他保留教職的大學就在他任職的省內，無論他分管哪一方面的工作，顯然都不可能完全回避，處理政務時如何保證公正，又如何使別人相信做到了公正？
第三條理由是，這種做法既給某些官員的腐敗打開了缺口，也為某些單位非法獲取利利益提供了便利。有些學者當了政府官員，由于還保留原單位的職務，心安理得拿雙份待遇、獎金、津貼，或者“從高不從低”，哪里好處多往哪里靠。在教授面前是高官，在官員中是院士、博導、教授，左右逢源。既能憑掛名的“學術成就”申報博導、院士，從官員退職退休后還能享受終身學術尊榮。此風一開，原來與學術或教學科研毫無關系的長官也要弄個兼職教授、兼職博導，甚至兼任院長、所長、中心主任等實職，至少要“在職攻讀”個碩士、博士。有的官員還心安理得地拿一份“兼職津貼”，名利雙收。而一些大學或研究機構為了眼前的、小團體的利益，也熱衷于拉高官兼職，送教授、博導頭銜，或拿碩士、博士學位作交易。有的學校明文規定沒有博士學位的人不得提升教授，可是卻聘只有大專學歷的主管官員為兼職教授。至于由此而影響到財政撥款、項目審批、學術評價、職務職稱提升的公正，更是有目共睹，甚至已成痼疾。
或者以為兼職有利于官員保持本色，了解實際，這也不成其為理由。以往強調“當官不像官”，不能“脫離勞動”，實際是相當片面的。當了官就得像官，應該成為全民的公仆，而不是代表哪一個階層或群體。官員的公務也是勞動，不必再繼續做原來的工作。了解實際則完全可以通過其他途徑，并非只能靠兼職解決。官員真有在業余時間著書立書，或繼續從事科學研究的能力，不兼職又有什么影響？當然，行政制度也得保證官員在退如后重返原職原崗的權利，對官員因從政而不再適應教職的，應另行安排合適的職位，或者讓他們體面退休，消除他們的后顧之憂。
我絲毫沒有貶低那位原副省長的意思，上面批評涉及的現象完全是現行制度造成的，不應歸咎于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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