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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則經濟研究所 茅于軾
劉璨翻譯Allan A. Schmid 的這本《制度與行為經濟學》將為我國的學術界補充一個特別重要的分支。制度問題在中國的學術界并不陌生，因為中國正處于制度改革的過程之中，大家自然而然地對制度發生興趣。但是從行為經濟學的角度探討制度則還是比較新的學問。
制度的重要性從我國改革二十多年的歷程也完全得到證實。還是這塊土地，還是這些人，但是生產出來的物質財富翻了好幾倍。其原因正是制度改變了。制度是什么？制度就是人們做選擇時的約束條件。人的本性都是趨利避害的，這沒有什么疑問。即使在天天叫喊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口號的文革年代，這個本性也沒有變，只不過用當時所允許的方式來表現罷了。新加坡的官員不腐敗，并不是因為新加坡官員的本質好，覺悟高，而是因為他們處于不同的制度約束之中。中國人在文革時天天搞階級斗爭，現在中國人忙發財致富，也不是因為上一代的中國人喜歡斗爭而這一代的中國人喜歡享受，而是因為制度的約束變了。過去中國共產黨強調思想教育，以為制度不改，只要把人教育好了，人的行為就改進了；甚至認為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造成的，是與眾不同的。現在共產黨也重視制度建設了。這無疑是認識上的重大進步，在這個進步中，有學術界的一份貢獻。有眾多的學者從事制度理論的研究，有大量的翻譯和著作出版，報紙雜志上有許多介紹制度的文章，使關于制度的知識廣為傳播。
研究制度將朝兩個相反的方向發展。一個是更宏觀的方面，比如研究憲法，道德，和文化。這些都是對個人強有力的約束。它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宏觀的制度是如何演變的。當人們陷入對大多數人都不利的制度環境中時，大家都迫切希望制度能夠變更，但是一旦進入制度僵局，個人選擇不能改變制度。正如文革時絕大多數人都已經對文革極度不滿，然而毛澤東如果不死，誰也改變不了這個制度，不論人民群眾的力量有多大，都沒有用。更一般來講，人們從一個制度如何向一個更好的制度演變，它遵循什么規律。
另外一個發展方向就是更微觀的方面，即行為經濟學。它從大腦的功能出發，討論理性的基礎，討論感情，討論學習和人們行為的幾個重要規律。根據該書作者Allan A. Schmid 的解釋，制度經濟學就是建立在行為科學的基礎上的。或者說，它研究社會宏觀的制度約束，通過行為經濟學的規律如何轉換為人們的具體行為。只有將從宏觀到微觀的全過程作了全面研究，我們才能對制度有透徹的了解。所以本書既討論國家，市場，憲法等問題，也討論刺激，信仰，暗示等心理過程，在中間層還研究交易費用，囚徒困境，環境保護等等。我們從作者所涉及到的參考書目就可以看出這門學科包容非常廣泛。
我深信，本書的出版一定會對我國制度科學的進一步研究產生積極的作用，更希望它能有助于我國較順利地轉向一個更為合理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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