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楊明煒　

　　從近日深圳發展銀行公開披露的信息來看，新橋投資集團向往已久的“入主”深發展的愿望已經接近成功的彼岸。而從金融監管當局的角度來看，事件本身在某種程度上肩負著為中國銀行業探路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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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事情的進展來看，雙方的心情是“迫切”的。

　　首先，從深發展公布的“收購報告書”來看，新橋投資集團對此次收購看得非常之重。在收購報告書中，新橋投資集團在“收購方最近五年內均是否受到過任何行政處罰或刑事處罰”一項中披露，除“2003年9月15日，收購方(新橋投資集團)就其與出讓方及深圳發展銀行之間的有關糾紛向國際商會仲裁院提出了仲裁請求”后“撤訴”外，收購方——新橋投資集團最近五年內沒有涉及與經濟糾紛有關的重大民事訴訟與仲裁。

　　看來，新橋投資集團“入主”深發展的決心可以用中國一句古話“破釜沉舟”來形容也不為過。

　　新橋投資集團最后將以每股3.55元收購了深發展17.89％股權的34810.33萬股股票，折合股價每股3.55元，高于其每股2.148元凈資產。新橋投資的決心由此可見一斑。

　　其次，再看中國監管當局的表現，也可看出其對外資重組中國銀行的態度及愿望。

　　深圳發展銀行是在對深圳特區6家農村信用社進行股份制改造的基礎上成立的。經過17年來的發展，深發展雖是規模較小的商業銀行，但已在全國主要城市建立了業務網絡，擁有全面銀行業務的準入資格和未來發展潛力，這是吸引新橋投資的重要原因。

　　但作為中國銀行業較早上市的5家銀行而言，在中國銀行業中發展還是不錯的。中國監管部門允許境外合作投資者參與深發展的重組與改造本身，也說明銀行監管部門改造中國銀行業的勇氣與決心。

　　從以往經驗來講，只有當金融機構出現危機時，監管當局才會采取諸如“接管、購并、破產”的手段。

　　銀行間的購并已經成為近年來西方國家推動金融業結構調整的主導方式。但從歷次中國銀行業的購并案例來分析，以往只有當金融機構出現了危機時，政府才出手“捏合”的時代已經告一段落。取而代之的是，就像銀監部門有關官員就新橋控股深發展一事評論所說，“歡迎合格的境外戰略投資者按照自愿和商業原則，參與中國銀行業的重組和改造。”　

　　可以看出，這種變化讓人能深刻體味政策變化的深意。

　　這種轉變可謂來之不易。以前，因為陷入危機的金融機構往往都是債權質量差，債務壓力大，許多同業機構往往都對此慎之又慎，并且各家金融機構都有自己的經營方向，購并一家陷入危機的金融機構有可能與此有沖突。同時，即使購并，也會對收購或合并方都意味著一種挑戰，弄不好“吃不了兜著走”。另外，金融監管當局在努力促成購并時，往往要提供一些優惠政策，或做出一些讓步，這也可能影響到金融政策的連續性、權威性。

　　新橋控股深發展不僅對中國銀行業具有重大意義，也對金融監管當局提出了新課題。

　　一是此次購并是否為“大量裁減人員”埋下伏筆。此前，銀行業似乎有一種普遍規律，只要發生企業間的購并，銀行就借機裁減人員。這樣的例子在國外也不新鮮。如美華銀行與大通銀行合并資產冠于全美銀行后，為了獲取技術優勢，大力投資現代電腦技術，以取代人力，帶來了大量員工被裁減，兩家銀行合并后7.5萬雇員被裁掉1.2萬人。美國第一商業銀行兼并第一洲際銀行要裁員6000人。而其他銀行也紛紛集資，大量裁減人員。雇傭關系的惡化，使越來越多的人產生了不安全感。這樣的例子在國內銀行業的重組案例中，也不新鮮。

　　再看銀監會有關人士對此事的“評述”，也在某種程度得到印證——“外資銀行不僅帶來了資金、技術和新產品，更重要的是為中國銀行業展示了現代銀行的運作機制和先進的銀行管理方式，帶動了中國銀行業在經營理念和經營方式等方面的轉變。”

　　回過頭來看，我們在深發展的“收購報告書”中，卻沒有發現對此的說明。

　　二是金融監管當局期望中的“為中國銀行業展示了現代銀行的運作機制和先進的銀行管理方式，帶動了中國銀行業在經營理念和經營方式等方面的轉變”是否能如愿。

　　即使新橋投資有足夠的能力帶領深發展有一個長足的發展，但目前中國銀行業的現狀，諸如信用體系的建設、內控機制等本土化的限制，國外資本是否能游刃有如，并做到“名利雙收”，估計這也是金融監管也在等待和觀察的課題，應該也是新橋試水深發展的重大意義之一吧。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雙方都有信心。因為，中國高速發展的經濟讓人著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