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醫藥發展與管理改革研究（上）

　　陳永杰 賈謙

　　中醫藥學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基本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文化的偉大貢獻，她為中華民族幾千年繁衍生息、日益強盛發揮了十分重大作用。近一百多年來，隨著西醫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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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中國并占據統治地位，更因許多國人自貶和歧視中醫，中醫藥發展處境艱難。當前，西方醫學開始由單純生物醫學模式向生物－社會－心理醫學轉變，人們逐漸認識到中醫藥學的基本理念和方法與未來醫學發展方向非常一致，西方開始重新審視并日益重視中醫藥。現在，人口與健康已成為世界各國的最重大問題，我國也提出了“2020人人健康”的宏偉目標。作為中醫藥發源地的中國，必須重新確立中醫藥重大戰略地位，全面振興中醫藥，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中西并重的新型醫療衛生保健體系，為13億人民健康造福。

　　從抗擊ＳＡＲＳ

　　看中醫藥的比較優勢

　　中國歷史上曾遭遇無數次疫病侵襲，但從未像歐洲那樣一死幾百萬、幾千萬人，主要原因是中醫藥在防治大疫上屢建奇功。這次抗擊ＳＡＲＳ，中醫藥再立新功。去年ＳＡＲＳ襲擊了32個國家和地區，中國內地染病者5327例，占世界的60％以上。全球ＳＡＲＳ病死率為9．5％，中國內地為6．5％，臺灣為12．5％，香港和新加坡為17％。中國內地效果之所以好，一個基本原因是中醫藥介入了治療過程（中醫參與治療的患者占58％），中西醫配合治療發揮了特殊作用。

　　一是降低了死亡率。廣州中醫介入最早最深，病死率不到4％；北京中醫介入后病死率只是介入前的20％。廣州中醫藥大學附屬一院治療50余人，北京中日友好醫院仝小林中醫小組治療16人，均無一例死亡。

　　二是降低了治療成本。西醫治療的人均費用是5萬元以上，中醫費用大大低于西醫，廣州中醫大附屬一院以中醫為主治療費用最高一例才5000元。

　　三是基本無后遺癥。因大量使用抗生素等藥物，西醫治療的病人患肺部纖維化和股骨壞死的超過1／3，患糖尿病的占1／3，中醫治療為主的至今尚未發現特別后遺癥。

　　中醫治療ＳＡＲＳ的作用與意義得到了世界衛生組織（ＷＨＯ）高度評價。ＷＨＯ專家認為，中醫藥搶救了大量ＳＡＲＳ患者的生命；在預防和恢復期治療方面，迄今西醫尚無針對性治療方法，中醫有其獨到之處；中西醫結合治療ＳＡＲＳ是安全的，潛在效益很大；要總結中醫藥治療ＳＡＲＳ成功經驗，提煉出帶規律性的方法來，為其他國家提供參考。

　　中醫藥發展面臨嚴重困境

　　中醫藥的偉大歷史作用和重要現實意義不容否認，西醫的科學性和普效性已成公認，兩者各具比較優勢。正因如此，黨中央提出了“中西醫并重”和中西醫“長期并存，共同發展”的方針，并將“發展傳統醫藥”寫入了《憲法》。但長期以來，中央方針和憲法精神并未得到很好貫徹。在具體的法律政策、行政管理、國家投資、科研發展和醫療實踐等各個方面，國人普遍重西醫輕中醫，中醫地位不斷下降，發展面臨困境。最大困境是，中醫日益西醫化，日益異化，日益不姓“中”。

　　一是中醫人員與機構發展緩慢，中醫力量薄弱。據統計，全國中醫醫生1949年27．6萬人，到2002年還是27萬余人，53年沒有增長；同期西醫醫生為8．7萬和157萬人，增長17倍；中西醫醫生比例由3．2：1變為1：5．8。現全國共有醫務工作人員520萬人，中醫藥工作人員約50萬人，不足1／10。

　　二是按西醫模式培養中醫學生，中醫教育日益衰退。中醫教育嚴重西醫化。語言上，外語要求不低，中文要求不高，古漢語訓練缺乏，許多學生基本不看、也看不懂中醫古籍；課程安排上，中西醫課時幾乎相等，西醫理論學習要求不低，中醫理論訓練嚴重不足，甚至《黃帝內經》等經典也不研讀；技能培養上，西醫實驗不少，中醫望聞問切等訓練不多。畢業后，學生普遍不會用中醫思維看病，多半人轉行西醫，或名行中醫實以西醫為主。上研究生深造者，大都不是在中醫理論及臨床上提高，而是遵循西醫教育方法，要求碩士做到細胞水平、博士做到分子水平才能畢業。不少中醫碩士、博士不會用中醫理論與技能臨床看病，難以稱為真正中醫。

　　三是否定師徒傳承，純正中醫后繼乏人。師徒傳承是我國中醫人才培養的傳統方式，幾千年來造就了一批批中醫大夫。中醫的精髓和技能往往“只可心授、不可言傳”，故自古師徒如父子，自當盡心傳授。但現行醫療制度，基本否定師徒傳承，使其無立足之地。純正中醫后繼乏人，這已成中醫發展的極嚴重問題。現在，解放前留下來的全國著名老中醫已所剩無幾，均已達耄耋之年；50年代主要按傳統方式培養的國內知名中醫已為數不多，均已年逾古稀；其后主要按西醫式教育培養的中醫，在真正中醫上有成就者甚少。據統計，全國名老中醫目前已不足300人。

　　我國不少師徒傳承的民間中醫，水平高、收費低、效果好，深受群眾歡迎，但大都得不到正式承認。現行執業中醫師考試制度要求考西醫知識，民間醫生大都因西醫知識不足過不了考試關。現行行醫執照制也限制正常民間行醫，民間醫生多因無法領到執照不能公開行醫，若行醫即屬非法。現行醫療執法監督制度阻礙正常民間行醫，民間行醫出了哪怕是正常的事故，因無行醫執照，若被提起訴訟，必受法律制裁。醫療制度的這些限制，迫使許多真正的民間醫生只得地下行醫、非法行醫。但老百姓對民間中醫的需求巨大，于是，三教九流混跡其中，良莠不齊，民間中醫市場十分混亂。

　　四是按西醫方式管理中醫醫院，中醫已無真正的臨床基地。目前全國有2800多家等級中醫院，但沒有一家是真正的傳統中醫醫院，幾乎都是中西醫“結合”醫院。查病，主要靠西醫儀器來檢測與化驗；斷病，主要靠化驗單數據來判定；處方，主要按西醫思維與理論來開方治病；抓藥，則是中藥西藥并用、中藥西藥為主互見；驗效，主要靠西醫儀器來檢驗治療效果。據統計，2001年全國等級中醫醫院的藥品收入中，中藥只占40％，西藥則占60％。可以說，目前多數中醫院已經不姓“中”了，已不具真正中醫臨床基地性質了。其原因，一方面，60年代后期以來培養的多數中醫已不大會望聞問切和辨證論治了，必須借助儀器化驗才能診疾斷病。另一方面，醫院為了生存，大量購買西藥與醫療設備。西藥進出價差大，檢測化驗收費高，醫生創收、醫院盈利、醫院評等級均要靠它。中醫藥雖然簡便廉驗，若靠它收費，醫院無法養活，醫生只有受窮。

　　五是以西醫標準評判中醫，貶低甚至否認中醫成果。中西醫本是兩個不同的理論和實踐體系，各自有一套臨床方法與評判標準，兩者基本無法兼容。但在現行醫療理念與制度下，中醫的診病、治病與驗效，新中藥的開發、評審與推廣，基本采用西醫標準來判定。貶低甚至根本就不承認中醫臨床“實踐標準”，中醫療效和科研成果必須經西醫或按西醫方法認可，這在醫學界早已司空見慣、習以為常了。

　　早的如1956年石家莊用中醫治療乙腦，療效奇佳，且無后遺癥，但衛生部不予承認。著名中醫大夫蒲輔周一人成功治療乙腦167人，衛生部門卻以其使用了98組中藥處方，不具統計學意義，不承認其療效。近的如去年抗擊ＳＡＲＳ。廣州采用中醫藥治療ＳＡＲＳ，效果顯著，但開始一段時間得不到承認。中醫認為ＳＡＲＳ是一種溫病，有法對治，但要經過多方呼吁后才讓介入治療。西醫認為ＳＡＲＳ是全新疾病，無治療先例，無可靠藥物，但西醫一開始就可全面進入治療過程。一些對溫病確有療效的中醫藥方劑，必須經過白鼠實驗證明能夠“殺死”ＳＡＲＳ病毒才允許進入臨床。西醫明知抗生素等西藥既殺不死ＳＡＲＳ病毒且副作用極大，卻無須討論即可大劑量試驗。

　　六是片面理解中藥現代化，中藥科研走向廢醫存藥。中藥需要現代化，但如何現代化卻是一個非常嚴肅和科學的問題。從中藥現代化多年實踐來看，基本思路是按西醫科研途徑，主要采取數量化、客觀化辦法，通過動物實驗與數據統計，搞清中藥的化學成分，提取有效物質，制成類似西藥的專治“某種病”的“新型中藥”。采用這種方法，若是借以從中藥中開發出新西藥，本來無可非議；但若將其作為中藥現代化的主要甚至唯一途徑，其結果不是中藥現代化，而是中藥的西藥化。

　　如被稱為中藥現代化研究的“王牌”成果的“青蒿素”，通過有效成分提純后，已不具備中藥的四氣五味等性能，不能參與中藥處方的配伍，已不再是中藥，應歸于西藥范疇。又如，1992年比利時一診所開出減肥“中藥”“苗條丸”，患者服用一年多，一半人出現嚴重腎病，經研究發現是藥中所含馬兜鈴酸成分所致。這被西方輿論大肆宣揚為所謂中藥“馬兜鈴酸腎病”事件，使中藥形象大為受損。其實，這是中藥成分化并將中藥當作保健食品長期食用的結果，它恰恰違背了中醫辨證論治的根本要求。

　　按照現行中藥現代化的片面做法，根本不可能開發出像六味地黃丸那樣的名方成藥來。六味地黃丸并非專為治療某一種疾病而設，可治之病達400多種，但須在中醫理論指導下，針對腎陰虛證型辨證施治才有效。中藥現代化走簡單模仿西藥研制道路，導致中藥研究日益脫離自身理論基礎和特有臨床體系特點，使中藥科研走向異化。其結果，中藥不僅趕不上西藥，而且將重蹈日本“廢醫存藥”覆轍。日本已廢除中醫，中藥由西醫視病使用，療效普遍很差，還出現了吃死患者的“小柴胡湯事件”。

　　（作者單位：國務院研究室工交貿易司；科技部中國科技信息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