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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十幾年中，國有企業中不斷地涌現一些具有強烈個人魅力、一手創造了企業輝煌的鐵腕企業家。
但不受約束的權力會趨于走向反面
本刊評論員/秋風
無論用什么標準來衡量，趙新先都具有驚人的企業家才能。但身為一家國有企業的老總，他卻長期是軍隊干部，甚至是高級干部。到1998年時，他還擁有軍中文職二級官銜，享受中將待遇。
一個人，只要擁有這其中任何一個角色，都會充滿榮譽感和成就感，趙新先將這兩者角色混合在自己一個身上，因此，他是一個非常典型的當代中國紅頂商人。
這是幸運，還是不幸？
這種混合身份，可以讓趙左右逢源。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在轉型時代，在政府的計劃控制與市場體制交錯的時代，往往是紅頂商人才能成就大業。業內公認：盡管軍隊劃撥的企業質量不高，但軍方背景為企業的超常規發展，提供了他人難以想象的機會，比如政策方面的傾斜可以獲得大量銀行信貸。正是大量的信貸，使三九能夠迅速擴張其事業，但也最終成為其沉重的包袱。
此外，國有企業普遍缺乏活力的體制也為具有企業家秉賦的少數國企主管們提供了脫穎而出的機會。由于制度約束，國有經濟中的企業家精神極度短缺。政府為了維持國有經濟的發展，對于具有企業家才能的國企高層主管，格外呵護、寵信，給予他們數不清的榮譽。而在企業治理結構上，國有企業缺乏強有力的董事會，因而一個杰出的經營者，可以輕而易舉地變為“獨裁者”，掌握企業的多種甚至全部權力。政府主管部門一般會容忍這種“獨裁”，因為，相對于國有企業普遍存在的低效文化，這樣的“獨裁”格局確實具有較高效率。
因此，過去十幾年中，國有企業中不斷地涌現一些具有強烈個人魅力、一手創造了企業輝煌的鐵腕企業家。
但不受約束的權力趨向于走向反面。由于沒有人敢于向這企業家提出異議，嚴重的失誤頻繁發生，但外界卻無人知曉。直到問題實在無法包藏的時候，才會暴露出來。也只有到了這個時候，上級才會痛下決心請他出局。而此時，企業必然要經歷一場陣痛。
可以想象，在很長時間中，趙新先自己恐怕也會為“紅頂”與“商人”的雙重角色所困惑。作為一個高級干部，他的一部分時間生活在政治世界中，按照這里的邏輯，他當然不能追求金錢。干部的職責就是完成上級指定的任務，自己所得的報酬，就是上級按照規定給予的工資、獎金及相應的福利待遇，當然還有榮譽。趙因此塑造了一個正面形象：三九企業內部員工幾乎公認趙新先是生活簡樸的模范，他經常和員工一起在食堂用餐，穿著樸素得不像一個企業領導。
然而，趙新先的大部分時間卻置身于商海之中，所謂往來無白丁，舉目皆富豪。在這個世界里，如司馬遷所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趙新先的困惑可想而知。
雖然趙新先的工資只是一個普通白領的收入，但在職的他有專車，有公房，有停車專位，有秘書，工作、生活諸多費用都可以報銷。如果退休，這些與職務掛鉤的地位、隱性收入和政治榮譽都將喪失，所謂白茫茫一片，他將用什么體現自己的價值？
于是，臨近退休之時，趙新先開始頻頻在公開場合談及三九的產權和經營者薪酬機制的問題，用他的話說，管理部門對企業提出這樣那樣的要求，卻不考慮激勵機制問題，“只把企業當牛趕，不讓牛吃草”。
趙新先們也許并不是在乎那些錢，他們在乎的是這些錢所體現出來的自己的價值。他們曾經是那樣偉大的商界人物，實在無法面對突然之間失去一切的未來。趙新先們限入了困惑。
可以預計，現在叱咤風云的那些國有企業高層管理者，還會有人難逃相似的命運。而在既定的制度環境下，要找到走出困惑的出路何其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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