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 尹鴻偉 發自云南漫灣

　　怒江該不該建壩？

　　于是他們來到了瀾滄江的漫灣。

　　不做“印度婦女”

　　2004年4月，曾被視為繼長江三峽后中國水電又一“巨無霸”動作的怒江13級水壩工程被叫停，國務院退回了發改委上報的《怒江13級水壩開發規劃》。

　　“但是這樣還遠遠不夠，我們擔心他們還會‘卷土重來’。”于曉剛說，“這似乎更多的是我們環保人士與政府企業間斗爭的結果，而怒江流域廣大居民的意見還沒有表達，或者說還沒有準確地表達出來。”

　　“云南大眾流域”是通過發出種種聲音反對在怒江上建設大壩的中堅民間組織之一，于曉剛是其組織者。2004年5月24日，于從怒江帶著14名當地居民代表，驅車數百里趕到了同屬三江并流地區的瀾滄江漫灣水電站。

　　于曉剛經常向別人講起一個發生在印度的故事。

　　一名年輕的婦女不幸死了丈夫，按照當地的風俗她必須為丈夫陪葬，而她對此也非常順從。就在她將被親人們點火焚燒時，一名碰巧路過的英國勇士救下了她。英國勇士指責她的親人們太殘忍，而親人們認為這是他們的傳統文化，批評勇士不該破壞他們的習慣，但是勇士認為這樣的文化是落后和摧殘生命的文化，不應該繼續存在……在雙方爭論不下時，事件的主角—年輕的婦女卻始終什么也沒有說。

　　“一是她根本沒有機會說，二是她根本不知道該說些什么。”于曉剛說，“這樣的故事拿來對比怒江的問題是非常恰當的，現在能夠發出聲音的主要是環保者和政府、企業雙方，而真正的當事人，怒江當地居民的意見卻一直沒有能夠發出來，這樣顯然是不妥的。”

　　怒江工程需動遷人口七八萬，下游還有幾十萬人也會受到影響，其中還有不少是少數民族，由于語言和信息渠道溝通不暢，許多人還不知道要修水壩，更不知道他們要重新安置。一名居民說：“政府宣傳說建水壩對大家都有好處。”

　　于曉剛說：“我們想讓他們看看瀾滄江上建設水電站后當地居民的生活是什么樣的，環境是什么樣的，然后讓他們考慮該不該支持怒江的電站建設，或者該如何與政府簽訂保護自己長期利益的協議。”

　　漫灣電站的“前車之鑒”

　　2000年，在香港慈善機構樂施會的協助下，于曉剛和其他幾名專家一起，對距離怒江不遠瀾滄江上的漫灣電站進行了細致的調研工作。作為怒江最近的鄰居，18年前動工興建的漫灣水電站曾經喊出“漫灣發電之日，也就是百姓富裕之時”的口號。當時漫灣電站因為投資最省、見效最快而成為中國“七五”、“八五”期間的重點水電站建設項目“五朵金花”之一。

　　但從1993年漫灣正式發電以來，漫灣老百姓的生活并沒有因為電站而好轉， 移民遷入新居后普遍面臨生產資源不足的限制，新家與老家相比，土地、森林、牧場、漁業和水資源普遍減少，生計來源變得狹窄而又充滿風險，致使移民生產條件惡化，生活水平下降 。盡管電力公司也承諾發電量的3～5%返還當地百姓，幫助他們“以電代柴”。但是沒有人出錢為這些生活在崇山峻嶺的農民架線輸電，為他們購買電器。

　　于曉剛說：“漫灣工程節省投資的一個途徑是給住民的補貼達到了當時‘全國最少’，人均還不到3000元；而后期發展扶持基金，電站也按國家規定的最低標準，每個移民每年只給400元。”

　　漫灣水電站位于云南省西部臨滄地區云縣和思茅市景東縣境內，是瀾滄江8個梯級電站開發中的第一期工程。現在，國家財政每年可從漫灣電廠獲利1億多元，云南省財政獲利5000多萬元，所涉及的4縣共獲利5000多萬元，漫灣電廠和云南省電力公司共獲利1.2億多元。應該說，漫灣電站對國家的貢獻是巨大的，但對移民的扶持就顯得十分微弱了—漫灣電站實際移民7260人，移民經費實際支出僅為5500萬元。其前期補償嚴重不足，人均不到8000元，遠遠不能滿足實際需要，使廣大移民群眾的財產損失沒有得到合理的補償。

　　現在，當地政府對漫灣移民“以電代柴”的承諾成了一句空話。根據云南省農調隊組織的調查，水庫淹沒前移民純收入高于云南全省壩區平均值11.2%，1996年水庫完工淹沒以后，現在只有全省平均值的46%左右。

　　“從電廠的利益來說，他們是賺錢了，也為國家提供了稅收。”漫灣電站旁田壩村的居民畢文志說，“但這些稅收對我們庫區老百姓幾乎沒有起到什么作用。”

　　漫灣的居民們

　　對比外界熱烈的關注，或者說激烈的討論，瀾滄江邊上的漫灣小鎮卻是一片寧靜。這里日復一日的白天烈日炎炎，夜晚涼風習習。在江邊兩岸的高山上，分布著許多貧窮的人家，很難將他們與漫灣發電廠內整齊漂亮的環境和悠閑富裕的生活相提并論。

　　“我們田壩村原來是環境最好的村莊，生活條件非常好。”村民張學萍說，“現在回憶起以前來實在令人傷心。”

　　田壩村距離漫灣電站大壩800米，漫灣大壩截流，這個順從而豐饒的村莊終被淹沒，村民們不得不東一家西一家地搬至群山眾壑之間。田壩村的畢文志說：“現在，只有當我們集中上訪、去漫灣電站前靜坐提要求的時候，他們才會意識到我們原來是一個群體。 ”

　　漫灣電站修建以后，庫區人均耕地比原來下降了0.58畝，不僅數量下降，質量更是下降得厲害。“原來河谷是比較好的耕地，現在山坡上所謂的耕地4畝還比不上原來1畝的產量。”田壩村的一名老人說。

　　不過，田壩村村民曾經得到心滿意足的特殊待遇：農轉非。但許多年以后他們卻發現：原以為變成非農業人口可以吃商品糧是天大的好事，但現在他們既不是農民，也不是工人，更不算下崗職工。畢文志說：“如果外來人與田壩村的居民結婚，或者居民的孩子出生，無論他們住到哪座山上，都要交300元的‘落戶費’，就因為我們田壩村是非農業戶口。”

　　云南大學亞洲國際河流研究中心主任何大明教授說，漫灣水電站規劃在計劃經濟時期，修建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時期，運行在市場經濟時期。現在，田壩村的移民們已經無法買到每斤0.13元的“平價米”，他們“什么都不是”，無工可做，無地可耕，困難懸在空中，反映、上訪多次都得不到解決。

　　后來，按照國家的改革計劃，漫灣電站劃歸總部遠在昆明的“云南華能瀾滄江水電有限公司”管理，主要任務就是生產，更無法理會這些遺留問題了。

　　這樣，田壩村的一些人只能翻山越嶺背井離鄉去打工，但由于文化程度低，他們打工的收入菲薄。現在，他們中有數十人只能依靠揀電廠的垃圾為生。78歲高齡的楊文翠老人邊翻著垃圾邊說：“我們每人揀一天可以賣一兩毛錢，運氣好了可以收入一兩元。”

　　還有一名26歲的母親背著兩歲的孩子在揀，說到這樣做的原因她甚至痛哭起來：“沒有田地，沒有工作，再不揀垃圾賣錢根本沒有辦法生活了。”

　　“兒孫們更是令我擔心。”楊文翠老人說，“他們無法上學，家里沒地種，外面沒工作，經常會惹事生非。”

　　電站就在身邊，但移民用電沒有什么優惠—從漫灣水電站到漫灣鎮供電所，再到村，然后轉回農戶家里，電價已經從每度0.17元漲到近2元。

　　何大明說，漫灣水電站1993年一期工程完工蓄水，泥沙很快淤集，僅3年后，水庫有效庫容淤損率已達到第15年的水平，水質嚴重惡化。

　　與此同時，受漫灣水電站影響人口不斷增多和外遷，超出了工程建設者的預料。由于移民普遍搬到了山上，開墾坡地，砍伐樹木，導致環境退化，水土流失加劇，滑坡與泥石流等災害頻發。在1993年蓄水后的很短時間內，就發生了100多處崩塌滑坡，1995年3月一個短期的水庫調節，水位線下降數十米，竟然造成多處山體整體滑坡，很多移民的房子被損壞，涉及移民上千人。財政拮據的當地政府找電廠交涉，電廠認為這是后期滑坡，自己沒有責任。

　　而在漫灣電站的周邊地區，類似田壩村的例子還有很多，有些情況甚至比田壩村還惡劣。太平掌村的李國軍說：“以前在河邊的土地灌溉很方便，而現在山上的土地沒有水種不了糧食，要抽水上山就必須買設備、付電費，可是我們哪里有錢呢？”

　　當地居民入股？

　　在與田壩村民們交談后，來自怒江的茶發生說：“沒有料到他們的生活會變成這樣，當地政府怎么就這樣不管他們了呢？”畢文志說：“現在不是我們怕政府，而是政府怕我們，因為他們一直不能很好地解決我們的問題和困難，所以很少有領導愿意來我們村里開展工作。”

　　怒江居民鄭紹珍說：“政府一直說修大壩可以讓我們富裕起來。看了漫灣的情況，我們真的不知道以后會是什么樣。”

　　漫灣之行的所見所聞實在令怒江的居民代表們有些吃驚。在與漫灣居民兩天的交談和討論后，怒江小山壩村的何玉科說：“回去后我們的確需要好好想想，傻瓜才會重走漫灣人的老路，但是我們也不能與政府對抗。如果政府一定要建電站，就必須維護好我們怒江百姓的利益，不能企業、政府富裕了，而我們老百姓更窮了。”

　　“這樣的參觀本來應該是當地政府出面組織，既然他們一直在強調修大壩千好萬好，而且漫灣電站是最好的。”于曉剛說，“但是當地政府從來就沒有做，其實他們是不敢做，否則誰會支持他們的大壩建設方式？”

　　田壩村的一名居民告誡怒江的客人說：“有什么問題和要求一定要提前想清楚、說明白，否則大壩一旦建成，當地政府和電站就會像‘冷水燙雞—一毛不拔’了，到時候再去斗爭就晚了。”

　　云南大學生態與動植物研究所所長黨承林教授說：“怒江中下游水電開發的確不是解決當地群眾貧困和經濟發展的唯一途徑，但是，怒江州可供開發利用的自然資源十分有限，怒江地區生存條件的惡劣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水電開發，至少是迄今為止一條可實現的對怒江社會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的途徑。”

　　2002年，怒江州全年的財政收入只有1.05億，比15年前只增加了3000多萬，財政自給率僅為14.7%。 在2004年3月，怒江州長歐志明表示，實際上規劃中怒江要開發的1500米以下部分都已被開發得差不多了。由于地理條件限制，旅游業已被證明無法承載怒江經濟，而怒江流域98%以上都是高山峽谷，自然條件十分惡劣，當地以前是“木頭”財政，大量樹木被砍伐，若不進行水電開發，地方經濟將難以為繼。

　　“建水電站的最大受益者當然是電力公司，地方政府也能夠脫貧。至于這些錢最后能否用到老百姓身上就不得而知了。”一名環保人士認為，“企業的效益真是代表國家的利益嗎？誰又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決策者應該代表公共利益，而不能只代表公司的利益。”

　　在加拿大和美國等一些國家和地區，考慮到生態資源一直是當地居民在使用，所以采用居民以生態資源入股的辦法，大約占30%左右。“只要電站還在發電，還在創造經濟效益，失去土地的當地居民就不會為生存擔憂，他們一直與電站、與電力企業貧富與共。”于曉剛說，“但是中國的居民卻沒有這樣的機會和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