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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隨著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入，中國的市場化進程大大加速，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已經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新興市場國家。但是，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如“三農”問題、國有企業問題、巨大的就業壓力、地區發展很不平衡、銀行體系改革懸而未決——已經成為制約經濟整體發展的重大障礙。在一個日益一體化的全球經濟中，中國與世界經濟的聯系越來越緊密。中國在吸收國際資金、技術和管理的同時，也必須直面來自外部的競爭和沖擊。中國如何處理當前的宏觀經濟？如何解決自己的深層次問題？如何面對未來之路？所有關心
這些問題的人，也許可以在5月30日中國人文社會科學論壇舉辦的“未來之路：全球經濟與金融體系中的中國”論壇上，找到回答這些問題的許多智慧。中外眾多著名學者將圍繞七大重要論題，深入探討中國的前途。這些論題包括：21世紀全球經濟與金融體系中的中國：地位和作用教育、信息技術革命、人力資本與中國經濟發展全球經濟發展中的人民幣：國有化的利益、風險與路徑轉型經濟中政府的作用就業、通貨膨脹與可持續經濟增長經濟增長與國家財政安全21世紀中國在世界貿易體系中的地位：機遇與責任《財經時報》全程跟蹤本次論壇，并在論壇正式開始之前，擇要刊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本報冀望，借一管以窺全豹，并進一步深入理解中國的改革與發展路向。轉型期間政府的正面作用要加強而不是削弱所謂政府的正面作用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消除對改革的阻礙和反抗；建立新體制的各種基礎設施；增強市場，彌補協調失靈；保持社會公正吳敬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經濟改革推進到一定程度，不適應于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就成為新經濟體制有效運轉和改革進一步前進的障礙。因此，加快包括政府自身改革在內的政治改革，成為一個迫切需要加以關注的問題。社會關系趨于緊張的時期隨著改革的深入，社會矛盾并沒有得到明顯的消弭。因為中國改革推動的社會轉型有一個特殊點，那就是與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相伴隨，進行著由傳統農業社會到現代工業社會的轉型。首先，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巨大變革會引起社會各階層、各集團之間的利益關系的大調整。在利益調整過程中，任何一個階層、集團甚至個人，不管是其利益受到了實際損失，還是自以為受到了損失，都會產生不滿情緒，從而也會導致社會不安或動亂。這種期望值的增加不只是數量上的，還包括質量上的提高。當人們的低層次需求得到滿足以后，就會進而追求高層次需求的滿足。如果這種高層次需求得不到滿足，同樣也會引起不滿，從而孕育社會動亂。從各國的經驗看，這一階段各種社會矛盾往往集中反映在各社會階層收入差距的擴大上。其次，向市場經濟轉型對于社會矛盾所起的作用，和現代化的作用有類似之處，有時會表現得更為激烈。由于轉型期間利益結構的巨大變動，同時由于市場機制對建立在計劃經濟時代人格從屬基礎上的社會關系的結構作用，使之經常伴隨著社會矛盾的激化和社會關系的動蕩。一個傳統的計劃經濟國家要在幾十年的時間內實現上述雙重轉型，意味著要把現今發達國家在幾百年的變革中所面對的社會矛盾，壓縮在幾十年的短時期內加以解決。這樣一來，出現社會不安定的可能性就要大得多，如果政策上發生偏差，更容易激發社會動蕩。轉型時期的社會矛盾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20多年中，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些舊的社會矛盾開始緩解，一些新的社會矛盾開始產生，有些社會矛盾還有所加劇。調查結果表明，社會分配不公是不穩定的終極根源。社會分配不公加劇的原因，一方面是普通工人、農民等收入提高緩慢；另一方面以權謀私的富豪階層的產生。從以權謀私腐敗的經濟源頭來看，主要有三種情況：一是利用行政干預市場活動的權力，進行權錢交易；二是利用轉軌時期財產關系調整和變化的時機，將公共財產掠為己有；三是利用市場體制的不完善、不規范牟取暴利。這三類腐敗活動都與權力有關。由于在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軌時期權力制衡機制沒有及時建立起來，某些人就可以利用這種特殊條件，運用不受約束的權力來謀取私利，實現暴富。由于以上原因，中國轉型期間各社會階層收入差距的擴大。種種社會不公的問題仍然相當普遍地發生，以至有學者驚呼，“權貴資本主義”或“官僚資本主義”已經成為一種現實的危險。政府在轉型社會中的作用為了使轉型能夠順利地進行，就需要發揮政府的作用，協調利益，克服矛盾，推動改革。在發展中國家，政府首先要發揮促進市場發育的作用。這一方面表現在政府要致力于規范化的市場秩序和法律制度的建設，以及現代化的教育；另一方面也表現為政府對自身行為的約束。東亞新興工業經濟國家或地區在其經濟發展過程中便扮演了這種角色。但是，發展中國家政府在推動經濟發展時的不當干預，也會造成助長“裙帶資本主義”等問題，給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埋下隱患。在轉型期間，政府的正面作用需要加強而不是削弱。所謂政府的正面作用，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消除對改革的阻礙和反抗。只有通過政府運用行政、法律、教育和經濟政策等各種手段，才能消除那些不愿意放棄原有既得利益的人的阻礙和反抗。——建立新體制的各種基礎設施，這一方面包括工商企業、中介組織、政府機構等各種組織，另一方面包括由法律、規章制度等組成的全套“游戲規則”。國家應當加強制訂法規的工作，而且要用國家的強制力量保證這些法規的實施。——增強市場，彌補協調失靈。在轉型期間，由于市場制度的不完善，經濟協調方面的缺失就較之經濟學所定義的市場失靈范圍更為寬泛，政府需要起的作用也就更大。——保持社會公正。在轉型過程中努力保持機會的平等和起點的公正，防止權貴資本主義的產生都是至關重要的。除了要靠完善處理產權的規章制度和從上到下的監督來加以制止，更加重要的是實現交易過程的透明化和保證公民的知情權等憲法權利的行使和對政府以及政府的有效監督。積極推進政府自身改革銳意改革的政府能夠在加速轉型的過程中發揮彌補市場失靈的作用。但是，由于政府在市場機構之外進行活動所可能造成的低效率，政府組織本身的內在性有可能偏離社會的公共目標，政府機構所應有的增加預算、增加復雜性和控制信息等特性，政府干預派生的外在性以及收入和權力分配的不平等等原因，因此，政府的活動也常常會產生“政府失靈”。這也需要政府注意加以防范，辦法是，第一，正確劃分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范圍；其次，在市場機制和行政手段之間進行適當的搭配，分清楚哪些問題應當由市場解決，哪些問題需要政府進行干預，哪些問題需要由市場和政府協調解決，以及二者如何協調，等等。關于政府自身改革的主要內容，應涉及以下方面：（1）實行法治，包括確立憲法的至高無上權威和施行憲政；建立透明的法律框架；保證司法的公正性和獨立性。（2）實現政務公開和確保人民的知情權。（3）實現黨政分開，政企分開。（4）理順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系。（5）培育市民社會，提升社會的自組織能力。（6）逐步推行直接選舉制度。中國對于東亞經濟穩定舉足輕重
中國仍然存在潛在的問題。1995年以來，中國一直處于多邊貿易適度順差并伴隨大量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的狀況羅納德·麥金農美國斯坦福大學許多東亞國家正面臨國際收支經常項目的順差，也就是外國債權的增加。隨之可能發生兩種情況：第一，隨著美元債權存量的增多，國內美元資產的持有者擔心本幣升值，促使爭相持有本幣的情況愈演愈烈，迫使本幣真的升值；第二，本國貿易順差持續增加會招致貿易逆差國的抱怨，外國會將問題歸結為不公平的本國貨幣低估，這將帶來本幣升值的外部壓力。這些東亞國家因而面臨兩難的局面：如果允許本幣升值，持續的本幣升值將可能引發嚴重的通貨緊縮，經濟最終將陷入零利率的流動性陷阱。但是如果不讓本幣升值，則可能引起外國的貿易制裁。中國的情況非常引人注目。當前，中國出口快速增長，而且以中等技術產品為主，其中高科技產品越來越多；中國對美國的雙邊貿易順差數額巨大，并在不斷增加；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以及9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里對中國是凈出口，現在迅速轉變為中國的凈進口國；中國的東亞競爭者中較小一些的國家和地區，如臺灣、韓國和新加坡等，目前正面臨著相當困難的貿易結構調整。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中國是一個初級產品和工業原材料的進口大國，其對于整個東盟的進口順差是巨大的。從宏觀經濟的角度來看，中國已經成為東亞地區的一個穩定力量。中國經濟一直持續高速增長，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自1994年以來一直基本穩定在8．28∶1的水平，這些使得中國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因其東亞貿易伙伴國的經濟周期而產生的影響。雖然如此，中國仍然存在潛在的問題。自1995年以來，中國一直處于多邊貿易適度順差并伴隨大量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的狀況。由此引起的貿易收支順差使得中國積累了越來越多的對外美元權益，這些權益包括官方的外匯儲備和民間部門的對外資產。然而其他國家，特別是日本，因中國“過度的”商業競爭力而感到不快。它們給中國政府施加壓力，希望人民幣升值，并讓人民幣在將來有更大的浮動性，而這種更大的浮動性又會導致人民幣的進一步和反復升值。最終，結果將是中國經濟的嚴重通貨緊縮和進入一個零利率的流動性陷阱——正如日本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日元被迫反復升值的情況。日本的昨天和中國的今天或許會給我們一些啟示。隨著東亞國家美元外匯儲備的快速增加，雖然外界對東亞貨幣升值的壓力很大，但是，對于越來越趨于一體化的東亞經濟體來說，浮動匯率并不符合其經濟利益。一方面，東亞國家與美國有著大量的貿易往來；另一方面，雖然東亞國家之間的貿易往來在不斷增加，但是東亞國家之間的這些貿易往來和資本流動主要還是以美元計價。因此，在近期內，東亞國家貨幣盯住美元是相對理性的，因為盯住美元不僅能夠減小本國出口者、進口者、商業部門以及銀行的匯率風險，而且也有利于中央銀行穩定物價水平。從長期來看，東亞經濟體很可能會產生一種類似于歐元的“亞元”。中美是否有過熱和過度投資？最具挑戰性的是，中國需要發展出高水準的經濟制度，以激勵企業高層中的人們選擇出最具商業前景的想法埃德蒙德·菲爾普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
中國所處的情形應當被看作是相當幸運的，這是過去20年中選擇良好的經濟政策的結果。中國勤勉的勞動力，以及政府對經濟繁榮的強烈渴求，使之成為對外資具有吸引力的地區，而這一投資給中國帶來了技術轉移、示范效應和網絡外部性，促進了國內投資，從而大大提升了總就業和企業生產率水平。相應的，美國國內經濟正在經歷著“競爭優勢”的擴散。美國工人原來是美國公司所擁有的技術和品牌的惟一受益者，但是現在中國工人也能分享他們的優勢。作為工資率的一個組成部分，美國的這一部分正在縮水，而中國的這一部分正在上漲。但是到了某一點，從美國和歐洲向中國發生的競爭優勢轉移將會停止。中國在下一個階段將不得不通過內在的努力來趕上美國和歐洲的技術水準，并增進管理和營銷技能和訣竅。歐洲在戰后半個世紀間就是如此，我對中國的這一過程也有充分信心。但是，最具挑戰性的是，中國需要發展出高水準的經濟制度，以激勵企業高層中的人們選擇出最具商業前景的想法。目前中國對世界各個成功經濟體的制度進行借鑒，但這遠遠不夠。因為即使在金融資本主義體系內，也只有少數幾國達到了這一目標。中國的經濟繁榮明顯受到海外結構性力量的影響。在中國持續20年繁榮的同時，歐洲幾乎都停滯不前，而美國在最近三年半也是如此，投資回到了正常水平。全球真實利率因此下降，而中國從此獲益甚多。簡而言之，中國的投資熱潮明顯受到了美國和歐洲低利率的推動，這顯然會提高就業率，增加農村向城市的勞動力轉移，降低城市失業率。如果美歐經濟復蘇，中國難免受逆風向的影響，我們不知道這一復蘇何時到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復蘇會提高利率。美國過去兩年多的貨幣政策顯然不是“中性”的，而是把真實利率推到了遠遠低于對應于經濟均衡路徑的“自然利率”水平。寬松的貨幣政策將會使就業下降速度減慢，我也相信中國目前的就業增長刺激，主要是由美國進口的寬松貨幣政策（如低利率）引起的。這一理論的懷疑者認為，在美國和中國并沒有觀察到上升的通脹現象，這與上述理論預測相反。問題在于，如果有某些緊縮性的沖擊介入，那么這一時期可能通脹是減退的，甚至一度出現通貨緊縮，直到緊縮性力量消失。中國的情況正是如此。我注意到，在20世紀60年代初，我們也經歷了類似的過程。這種非中性的貨幣政策帶來的膨脹性后果，只有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后才得以識別，甚至直到它反饋到預期通脹率之后。實際上，中國目前存在通脹跡象，特別是在資產市場，如大城市炙熱的房產市場；美國也存在更快膨脹的跡象。需要考慮的是，美國和中國寬松貨幣政策導致過度投資的可能性。在標準的宏觀經濟理論中，貨幣政策應當保持實際利率不變，那么對有效總需求的刺激實際是財政刺激。如果我們反其道而行之，寬松貨幣政策就加速了投資行為，如果不是由于這一政策，這些投資決策將會被推遲。在一個封閉經濟中，這并不會造成問題，因為隨著資本存量累積，真實利率將下降到與之相適應的水平。但是在一個開放經濟中，特別是像中國這樣尚未占世界相當比例的經濟中，真實利率水平不能比世界水平低太多。這意味著，真實利率的下降難以充分適應資本存量的累積。這一點的重要性在于，由持續過度投資導致的資本存量累積將對就業產生負面影響，這一效果可能在最后抵消目前非中性貨幣政策帶來的擴張效應。（本版文稿由本報特約記者葉偉強、余永楨編輯） 論壇演講者與對話學者（以論題為序）紀寶成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經濟學教授羅伯特·蒙代爾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199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最優貨幣區理論”奠基人米切爾·斯賓思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2001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韋鈺
中國工程院院士，全國政協教科文體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科協副主席羅納德·麥金農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當代金融發展理論奠基人黃達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金融學會名譽會長帕德瑪·德賽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轉型經濟理論的奠基人之一吳敬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全國政協常委會委員埃德蒙德·菲爾普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就業與增長理論的著名代表人物厲以寧北京大學教授、全國人大常委石弘光日本一橋大學校長、日本政府稅收委員會主席王傳綸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賈格迪什·巴格沃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世界貿易組織顧問、聯合國經濟政策特別顧問龍永圖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中國人民大學兼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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