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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5月30日，由中國人民大學主辦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論壇(2004)”在中國人民大學世紀館隆重舉行，這是繼今年4月博鰲亞洲論壇成功舉辦之后又一次中外大師云集的學術盛會。本次論壇的主題是“未來之路：全球經濟與金融體系中的中國”。
以下為嘉賓演講實錄：
主持：學經濟學的同志都知道貨幣金融問題是宏觀經濟學當中最難繞過的一個難題，在我們進入貨幣金融王國的時候，我們看到這樣一個關于人民幣國際化問題的理論磐石，敲開這扇門只能靠思想之劍，我們請兩位大師思想之劍，我們期待他們的智慧之光，首先請麥金農先生。
麥金農：首先非常感謝主持，在昨天榮譽教授頒發典禮上我有這樣的講話：我覺得作為人民大學的榮譽教授最重要的職責不是要提出任何愚昧之詞，我希望今天不會讓大家失望。今天大家講的論題是中國的匯率政策以及人民幣可兌換問題，今天上午已經很詳細介紹了人民幣處于經常性項目可兌換，資本項目不可兌換，中國的匯率政策這樣成功可以說是有一定的貨幣基礎的，可以說中國的貨幣總量無論狹義貨幣還是廣義貨幣，數量增長很快，而名義匯率卻可以保持不變，其他這些東亞國家我們看到只有日本一個特例以外，大多數國家采取的是和釘住美元匯率，如果美國的政策更具有可行性，更負責的話，中國固定匯率會更有效。我們看一個微觀的原因使得我們8.28人民幣對1美元的匯率是非常有效的，我們的資本項目是不可兌換的，這使得沒有有效的外匯市場供外資進行外匯對沖，另外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宏觀政策原因，使得我們固定匯率到現在為止非常成功，這樣的一個原因就是說中國的出口增長速度非常迅速情況下，我們看到它的平衡性的價格以及勞動生產率增長都是互相保持一致的，有一些經濟學家主張說像中國有很高勞動生產率增長的國家，與美國和其它國家相比，它的匯率應該不斷升值，名義匯率保持不變的情況下，中國呈現出來工業生產?工資增長與整體的價格增長和勞動生產率增長是保持一致的，基本都是10%左右，我們看到這樣的現象和日本在五六十年代經歷的經濟現象差不多，他們有很高的勞動生產率增長水平，它的工資增長水平和勞動率增長水平相一致。日本在這一階段始終采用固定匯率制度，沒有不均衡現象，中國也是同樣的道理，沒有不均衡的可能，也不需要在短期內升值它的匯率，中美雙邊貿易呈現的趨勢說中國的出口一直大于進口，經常性項目處于盈余狀態，中國對其他國家貿易的赤字現象，從多邊貿易角度上看并沒有貿易不平衡的現象，美國希望中國以及其它東亞國家貨幣升值，以降低美國的貿易赤字。很多國家的經濟學家在談這方面內容的時候，常常用這樣的經濟模型，就是彈性模型，很多中國經濟學家對這個模型有了解。在國際經濟學中學到彈性模式表明如果將貨幣升值的時候，出口的產品會相對比原來產品昂貴，相比較在貨幣升值的情況下最后的國際收支平衡體現盈余下降的情況。這個模型聽起來讓人覺得有道理，實際上是錯的，特別是用在開放經濟體的時候，我們這里沒有機會給大家用很多公式推導證明我們剛才說的話，我們簡單舉個例子71年到95年日本的經濟例子，日元對美元是360對1，95年是80對1這是很大的匯率變化，日本對美國經常性項目盈余一點沒有減少，正確觀察這個問題的方法應該是這樣的，東亞這些國家從總體上看是高儲蓄狀況，這體現出口大于進口，在美國儲蓄的國家向高儲蓄的國家借貸，出口小于進口的形勢彌補儲蓄不足的情況。所以說根本問題是美國儲蓄不足，通過讓人民幣升值能不能改變這個問題，進出口中貿易不平衡的狀況我看是不能的，我聽說我們中國人民大學一半同學是經濟管理類專業的同學，對國際經濟感興趣，我將提醒大家以后等老師介紹彈性模型的時候，注意這不一定是對的。
現在對于中國來說最重要最合適一個政策就是維持原來8.28中心匯率不變，在這個中心匯率周圍保持一個1%到2%的區間，在這個區間內進行活動，我們看到在這個波動區間不會改變貿易平衡不平衡狀況，通過增加波動區間使得其它在國際金融市場的參與者能夠加入到現在的結匯市場之中來，當前我們看到的情況只有8.28中心匯率，主要是中國人民銀行和中國銀行主要做結匯工作，幫助他們進入到這個工作中來。現在使用這個固定政策是維持只有8.28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沒有波動區間，這個情況下沒有給金融市場參與者任何可盈利的機會，所有結匯任務都落在中國人民銀行身上，我建議我們保持8.28的中心匯率不變，同時擴大波動的范圍，我跟今天上午蒙代爾教授唯一不同之處，我認為04年中國經濟是有過熱的情況，他認為沒有。我認為經濟過熱的現象是存在的，中國04年經濟過熱我覺得是美國造成的，是華盛頓的政策造成的，我認為這個美國政策是造成中國經濟過熱的原因，為什么我這么認為，主要是因為，美國的聯邦儲備委員會把短期的銀行借貸利率始終維持在1%這一很低的水平上，這個水平已經維持很長時間了，這樣一種過于放松的貨幣政策，使得全世界基本商品價格增長都的過快，去年和今年達到30%，這樣的現象促成了中國現在經濟過熱的現象。中國和美國兩個經濟最大不同實際上是這樣的，中國很大一部分市場集中在消費品市場上面，消費品市場農業產品等等它們價格占整體經濟中的比例很大，這里面有很大比重，同時工業產品和工業產品的需求增長反映中國經濟增長很快，這一點可以造成在美元本位制的情況下，中國在美國的較松的貨幣政策的影響下，它的價格受到的影響甚至比在美國國內感覺影響還要大，實際上美國應該讓利率上升，這是美國利益之所在，我們希望他們很快認識到這一點。另外一個華盛頓做出來的錯誤決策是下面的內容，去年10月份的時候，美國財長斯諾曾經訪華，我作為斯坦福的教授也來到中國，他們希望中國政府能夠改變人民幣的匯率，讓人民幣升值，這個政策也是不對的。因為美國這樣一個很寬松的匯率政策，以及他對其他貨幣政策的干預，這使得中國內部一些持有美元資產的個人，過去一兩年中大量釋放出他們手中的持有的美元資產，然后同時境投資者也做了類似的動作，還有央行積累了很多資本，把美元大量拋到市場上造成的結果，他們要受到市場的影響，有可能游資進入中國，在放貸問題上也有很大壓力。中國在銀行方面還可以做的另外一個舉措就是提高它的基本法定準備金率，幫助沖銷外資通過外匯市場流入中國市場的影響，目前是7.5%，還有一定的空間可以提高，另外維持各銀行系統之中零盈利率，還有一個可能，央行是否可以提高再貼現利率。我們看到由于外匯市場上的巨大壓力，央行大量留資經常見的，政府受到很大壓力干預外匯市場使得本幣升值。這樣的現象我稱為“受挫的美德”，這樣描述東亞國家面臨的現象，這樣高儲蓄的特質，這樣所謂的特質實際上在19世紀的時候被認為是一種美德，另外一部分是受挫和兩難的舉動，之所以這樣講是一方面如果在這樣情況下升值貨幣，當然會失去國際貨幣競爭力，失去貿易和商業的競爭力，在美國強大的壓力下他可能對你進行貿易制裁。翻譯告訴我很難翻譯“美德悖論”，或者“受挫的美德”，直接的字面翻譯不是很有效，我們退一步采用更直觀的翻譯，“高儲蓄的兩難”，我們今天沒有辦法給大家看幻燈介紹，大概介紹一下現在貿易呈現發展勢頭的情況，首先在東亞各國內部他們進出口增長是非常迅猛的，他們跟六十年代西歐相比，可以說現在我們看到東亞的出口比進口發展速度快很多，我認為對他們來說最重要保持匯率穩定，我覺得很有可能一種政策就是說讓所有東亞國家聯合起來維持一個在匯率方面的平衡，在這樣一個聯盟下合作。比較中國和日本兩個國家不同的匯率政策可以看出來，日本政府縱然有央行在進行大規模的在外匯市場的干預，但日元對美元匯率仍在上上下下波動，另外一方面中國匯率政策一直比較穩定，人民幣對美元一直保持在8.28這樣的一個水平上，所以在我與日本同事一起寫的一本書《美元和日元》中，我提出希望日本政府能夠做出以下的決策，在匯率政策中選擇某一個水平，比如說120日元兌1美元的匯率水平，不管是不是在這樣一個水平或者其它水平上面定下來就不要動了。對東亞經濟可以考慮這樣在匯率政策方面的聯盟，他們達到這樣一個協議，一起相對美元提高一定百分比的匯率，保持相對之間的匯率穩定。
我提出這個建議可以解決的問題就是說東亞經濟可以使他們隔離美國內部大規模的通貨膨脹，我還要提出另外一個新的挑戰，這個問題就是說在東亞地區內部如何用哪一個貨幣或者產生新的貨幣來成為這地區貨幣中的基準呢。各個國家的財長需要好好談一下，開一個會研究一下到底找哪個貨幣做該地區的貨幣基準，很有可能在這樣的會議上得出某一個結論，用日元或者人民幣作為基準貨幣，這樣的結論從政治上看可行，但是會帶來一定的問題，帶來可能的問題就是說由于日元一直以來相對美元不斷升值，日本國內有通貨緊縮的情況，這樣使得在90年代以來日元的利率一直在零左右波動，在接近零的范圍之內把它成為流動性陷井，日本的經濟被陷在這個陷井里很久了，我們不希望東亞地區國家用它作為貨幣的基準，然后進入這樣類似的情況之中，04年日本經濟出現起色，有可能是中國的幫助的原因，它已經逐漸脫離了通貨緊縮的情況，在中國持續的人民幣資本項目不可兌換前提下，最重要的是現在還要發展內部的債券市場這樣才能為未來人民幣在國際化舞臺中發揮重要作用的過程提供基礎。我們小結，根據所講內容，我們不希望出現類似于美國的政策失敗和大規模通貨膨脹情況。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在去年十月份的時候，美國財長斯諾訪華勸告中國政府，希望中國能夠在匯率政策上面采取更靈活的政策，這樣的建議實際上就是讓人民幣大規模升值，這兩種政策建議都是對中國不利的。
所以我建議說中國有可能的話組成一個高規模的代表團讓我們金人慶部長一同前往華盛頓，告誡華府說我們有幾項內容希望美國也配合中國，首先跟格林斯潘講美國利率要提高，短期的銀行利率要提高，不能維持在1%的水平上，另外一點跟美國的財長和商務部長說，不要繼續壓迫我們升值人民幣了。鑒于主席還沒有跟我講時間到我繼續說兩句，我認為現在中國面臨的問題跟七十年代很多經濟體面臨的挑戰是非常相近的，當時美國的內部政策和現在的政策在很多方面很接近，一方面有著一定的通貨膨脹的壓力，另外一方面它正在打一場經費不足的戰爭，這樣1970年的時候美國政府對其它歐洲國家和日本施壓，迫使他們的貨幣相對美元升值，美元大幅度貶值，德國馬克相對美元升值，雖然匯率政策有變化，但美國仍然保持原來的貨幣政策沒有改變，還是放松的，造成70年代整個十年都是非常動蕩不安的，通貨膨脹的壓力一直困擾著美國。如果中國政府可能派出高級代表團到華府，給他們提到我剛才講的東西也有警示作用。
主持：今天上午演講的蒙教授，和剛才的麥教授都是黃達老師的朋友。
黃達：兩位教授都分析人民幣的問題，應該說細致入微對我們非常有啟發，對于中國人怎么看這個問題，我代表不了整個中國人，只是說說中國教師對這個問題的一些看法，人民幣的風云聚會，中國人對這四個字不難理解，第一個問題，我想講一講人民幣它面對的大的形勢，這個形勢就是它面對著一條道絕非平坦道路，改革26年，現在處在這樣一個階段，就是中國是不是能夠得到世界上的承認，承認中國的經濟是一個市場經濟，或者是培育中國市場經濟地位這個待遇，這個是不可逆轉的。上世紀七十年代，聯合國通過中國成為聯合國一員，承認中國的合法地位不可逆轉一樣，它也是一個時日問題，國際舞臺開辟了一條非常寬闊的道路，但是這個道路絕對不是我們能享受詩情畫意的，中國和世界也有摩擦，民族的，宗教的，歷史的，文化的包括經濟本身的發展速度的取向，再加上100年來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差異，這些問題必然會造就中國和周圍世界還存在摩擦甚至嚴厲的摩擦和嚴厲的對抗，人民幣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來發展，所以是在摩擦中協調，在摩擦中尋求合作，這就是人民幣前進的道路。
第二個問題人民幣日益被世人關注，人民幣1948年年底發行的，當時在國外對人民幣也可能有人關注，那也不過是關注中國特殊的嚴重的通貨膨脹，以及通貨膨脹怎么治理問題，以后是研究中國的隱性的通貨膨脹，改革以后對人民幣重點關心了，促成1994年的我們對外匯提出改革，同時WTO和IMF關注中國的經常項目下什么時候實行可兌換，大家知道96年我們提前四年實現了經常項下可兌換的允諾。在這一段時間即使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對人民幣關注不過是國際的一些經濟組織和專業領域，真正成為全球關注的熱點是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這里面大概三個問題，一個關于匯率問題，一個是完全可兌換問題，第三人民幣在國際貨幣中的地位，應該說東南亞促使世界對人民幣加強關注了，根本原因在于迅速發展的中國經濟，成為在世界經濟大周轉中成為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第三問題是匯率問題，持續增長的壓力，這個壓力從改革開放以后就存在了，94年匯率體制改革以后，曾經有一段時間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這個一般人知道很少)，98年起東南亞金融危機變成一個長期態勢的時候，出現人民幣貶值的壓力，這不只來自國際，也有國內的壓力，而這個壓力剛剛進入新世紀，貶值的壓力還有聲音，這時候突然之間又轉為升值的壓力，這個壓力應該說主要是來自國外，這個壓力跟過去的壓力非常不同的就是它成了實實在在政治的外交體，壓力是不斷的，但是對這個問題我總感覺到在當今的國際貨幣體系之下，匯率的壓力，就像是國際經濟氣侯中的陰晴冷暖，對此不要被人嚇唬，也不要嚇唬自己，應該以平常心，也要慎重對待，中國對待這個問題有各式各樣的提法，穩定合理均衡，在實際上對中國有利，對國際也有利，對這個問題把中國釘住美元，中國的官方提法沒有提過，這里面有兩個，第一我們堅持單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同時還有第二點，第二點是我創造的計劃，沒有這樣具體的計劃，就是說針對一定的具體時段，對于匯率做具體的處置，具體處置現在做的匯率的目標，就是跟美元掛鉤，第二是對于匯率掌握幅度，這不等于我不可以把匯率的浮動幅度擴大到萬分之十幾二十幾三十幾，也有人主張萬分之一百，同時目標釘住美元，也可以釘住除了美元以外的歐元，這樣進行處置是我們中國自己應該擁有的一個權力，這里我也講講從長遠看人民幣的升值是必然的。隨著人均GNP的提高，購買力評價和人均收入，這之間有幾倍差距必須逐步縮小，有一個極其特殊的情況，經濟越發展，老頭老太太說貨幣不值錢，貨幣不值錢，貨幣對外對價比例越來越提高。如果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會升高，如何釋放這個壓力需要把我們短期和長期的政策統一起來。
第四個問題是資本項下完全可兌換的問題，實際上資本項下有很多項目已經可兌換了，說簡單點就是說什么時候允許國際短期游資，自由式出入這是最關鍵性的標志，自由輸出入，現在股市匯率都有一定的炒作空間，這里有風險，完全可兌換必然包含危險。蘊含危險并不代表說風險，風險的危機是可以防范的，可能防范并不可能保證危機不可爆發，在世界最先進的市場里面，有哪個國家保證不發生金融危機，沒有什么黑色星期一星期五，第三層意思只要一個經濟體有活力，就會受到金融風暴的襲擊，過后會顯示出勃勃生機。風險怎么樣，研究風險管理，化解風險的課題，沒有對這個問題進行分析，我們制定政策很難有一個理論根據。我們今天的題目中有一個叫國際化的利益，對這個提法我覺得，當然一個市場經濟，是不是實行完全可兌換，取決于本國利益和國際利益的平衡，一個完全可兌換貨幣，就是一個構件，一個市場經濟的構件，我們現在房子必須裝水暖燃氣，不管投資多少必須要有這個，沒有這個不夠現代入住的條件，問題在于選擇時機，主要是一個決策藝術，這一點客觀條件分析得也極多，至于我們真正要決定完全可兌換國際舞臺，金融舞臺是什么舞臺，明確如何自我防衛；在這個游戲場里面，跳高和拳擊可以同臺獻藝，我們不是強國，我們要有自我防衛的手段，保留自我防衛的條件，怎么防衛是另外一個問題，不是我能解決的。
第五個問題人民幣在國際體系地位，中國經濟保持現在發展態勢，必將支持人民幣進入國際重要貨幣的俱樂部，走向國際重要貨幣俱樂部，是一個好事，同時也承擔國際的責任，更多考慮政策的溢出效應，要考慮我們對政策和周邊國家和整個全球會產生一些什么樣的摩擦，有哪些是可以多贏雙贏，有哪些是摩擦。同時更積極進行協調和合作，這里有一個特殊的問題，就是亞洲地區貨幣今天有好幾位教授談到了，亞洲地區的貨幣在國際協調和合作方面我認為會逐步增加，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亞洲開了一些會，都表達了這樣的意向，這是必然的趨勢，過程不可能快速而順暢。至于歐元模式，我對歐元模式信心不大，從遠處說我們亞洲和歐洲很不同，歐洲王室可以互相通婚，把外國人請到自己那里當皇上，在亞洲大家想一想我們這幾個國家，日本、中國、印度能夠解決這個問題嗎？這是歷史傳統，還有一個歐洲歐元我查了查，歐元醞釀過程哪個貨幣當盟主，這個問題不清楚，就出了一個歐元，到了亞洲，就是誰當盟主，日元當盟主還是人民幣，日本的學界和理論界認為日本當盟主的有不少，也有反對的，中國在人民幣當盟主也不少，在亞洲會議上要談盟主的問題，觸及這個問題這個議案就會被擱置，所以這個問題亞洲的合作，到底是什么樣子，我沒有想通，我總不贊成：總想自己是“老幾”。所以我說人民幣會進入國際重要的貨幣俱樂部，俱樂部里面就兩位，還是有第三位，第四位，這值得考慮，不贊成追求老幾作為政策目標，當然我們現在強調當生活的進程的確使人民幣作為國際重要貨幣這個客觀結果，可以觸摸之際應該有思想準備，應當及時有相應的對策。最后是樂觀前瞻，進入國際貨幣體系的人民幣，只要它完全融入進程可以大體預測，不是我們中國人包括全世界可以預測，當它與其它的通貨關系特別是比價關系，人民幣是一個積極因素，它會經常處于摩擦矛盾局部對抗之中，這是常態，不要過分大驚小怪，但這個摩擦矛盾對抗之間人民幣有可能應對前進中的障礙，支撐在于中國的經濟增長，對于經濟增長已經有很多教授論證了，我感覺最根本的內在的動力在于我們民族的兩個世紀以來，經過兩個世紀的經驗教訓的總結，整個民族的自我重新定位和自信的建立，這個問題是另外一個問題了，一時我也說不清楚，但我感覺這確實是一個可能是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最后通過不斷緩解摩擦，克服摩擦，應對壓力轉化壓力，通過這樣的不懈努力人民幣必將為中國的改革開放為國際的經濟合作，為便利各民族的交往和相互理解作出貢獻，謝謝。
提問：你提到現在老師向學生講彈性模型可能是錯誤的，你認為在開放經濟體我們應該怎么理解現有的彈性模型，簡單敘述一下可以了，謝謝，中國在運用彈性模型中我們應考慮哪些問題？
麥金農：我很高興剛才你問這個問題，彈性模型我不喜歡，對于《美元與日元》之中，我們大量談到美國和日本在70年代經濟沖突，在第六章提到兩個理論模型，一個是封閉的經濟體，在這個經濟體中我們證明說彈性模型結論是適用的，另外是一個開放的經濟體，第二個模型則證明說彈性模型是不適用的，大概意思介紹一下，從70年代到80年代日本都是受到美國強大壓力，把日元不斷升值，在這之后造成一系列的現象，首先日元的升值顯然使日本出口下降，出口比進口相對昂貴，出口減少，但是總體上又有對經濟的壓抑作用，所以日本人有專門的名詞，管這樣的現象叫做過高估值的日元或者升值的日元造成經濟萎縮現象，我的結論就是在非常開放的經濟體下，日本這樣一個經濟體制中，它的匯率的變化會引起出口和進口的變化，出口和進口哪個多哪個少貿易平衡是什么樣子是不可預測的。如果你還想了解更多的問題，跟我的博士生喬紅商量。
主持：越來越多的國際經濟學家關注中國經濟成長的成功模式，我們希望兩種模式在這個平臺上能夠對陣，我們看到兩位貨幣金融學家空間的一致，所以我們覺得一方面麥教授的橫貫東西作為西方的金融學家對于中國經濟和貨幣問題的深刻理解和關注，以及熱情的支持，另外一方面是黃達教授縱貫歷史，用中國金融發展的歷史告訴我們在迎接人民幣成為國際強幣的征程上要保持冷靜，保持策略，當然要保持信心，所以最后我想應該感謝韋部長講的，她讓我們知道什么叫有智慧的高人，謝謝兩位先生。
(以上內容為速記稿，最終內容請見明日整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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