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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上海福卡經濟預測研究所
眾所周知，央行將本年度廣義貨幣供應量M2的增長目標設定在17%，但是目前實際上增長卻將近20%。在中國經濟萬馬狂奔幾乎面臨失控的時候，央行副行長吳曉靈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上公開警告不要和央行博弈，造成今后出臺更加嚴厲的政策。
從去年以來，央行對于絞盡腦汁出臺的各項貨幣政策收效甚微一直耿耿于懷，對于是否加息卻又左右為難而舉棋不定，以至于當眼見現實與理想相背離時，快人快語的吳曉靈“急不擇言”。殊不知現在已經不是計劃經濟年代，微觀層面已經不可能乖乖地跟著宏觀指揮棒走了。根據理性預期學派理論，在理性預期狀態下“市場比任何模型都聰明”，政府的政策從長遠來說都會被公眾的對策抵消。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王洛林日前直陳宏觀調控的三大“軟肋”：第一，利益多元化的情況比過去更加明顯，中央與地方看法差別很大；第二，貨幣政策開始趨緊而財政政策仍然是擴張性的，今年我國要發放1100億元國債，而加上去年總共1550億元國債，緊貨幣松財政必然出現矛盾；第三，中國與世界經濟關系越來越密切，我國實行的固定匯率相當程度影響了貨幣政策的執行。王洛林認為今年經濟運行不會有大的問題，就算一點兒不做宏觀調控，原材料價格這樣的投資熱情也是難以為繼的。他認為近幾年來政府的因素越來越大與大量使用國債投資有關，對今后的影響值得研究。
同時，國家為了保證國有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能夠繼續生存而只能低估利率水平，金融體制改革的滯后以及傳遞出的金融信號導致民企投資大量依靠銀行的低息貸款。同時只要國有企業問題不徹底解決，為保護其生存的一些非常手段就有必要存在，國家下放權力在先，收回權力在后，因此即使是民企也同樣難逃“一抓就死”的命運。
另一些學者擔心，此輪宏觀調控會傷害到我國正在茁壯成長的民營企業。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文魁認為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在當前具有必要性，但需要處理好宏觀調控與民營企業發展的關系，防止宏觀調控異變為微觀調控。高盛亞洲證券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梁紅日前也表示，民企的投資是基于對行業景氣的預期和未來利潤的判斷，而出現整個行業的低水平重復建設主要原因是中國企業重組成本太高。發改委采取的行政手段整治部分行業的措施，結果可能違背初衷而產生扭曲效應，最終反而演變成“一刀切”，把臟水和孩子一起潑了出去。
在轟轟烈烈的整頓過程中，江蘇省鐵本鋼鐵違規項目成為了焦點，“鐵本事件”充分體現出中國特色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戴國芳在獄中接受采訪時也坦承教訓是深刻的，光有熱情是不夠的。中國目前正處于轉型階段，企業經營如果未能審時度勢，不能準確把握宏觀背景的話，在劫難逃也就不冤枉了。目前地方政府已準備接管鐵本公司，但是5000多工人和1000多農民的安置以及企業恢復運作的代價看來還尚未可知，也許在新形勢下“鐵本事件”留下的思考更是意味深長。另外從宏觀管理部門的角度，一旦長三角完全建立內循環，產業鏈在區域內部即可封閉，與東北戰役、西部開發等一系列國策實際上在一定程度是對沖的。
中國經濟一季度固定資產投資增長43％，中央三令五申而地方卻陽奉陰違，地方管理部門為了追求政績“大干快上”一時間成為了眾矢之的，其實這僅僅是硬幣的一面而已。中國迅猛的城市化進程產生了對基礎設施的巨大需求，油荒、煤荒、電荒等能源危機更是由于過去投資不足，規劃變鬼話的前提和條塊分割的局面都未改變，那讓有關部門又如何“落實責任”？另外管理部門對于微觀信息并不如企業敏感，由于這種信息的不對稱也很可能造成對于經濟的調控有心無力。
面對中國前所未有的經濟形勢，雖然部門調控、地方管理以及國企民企都各有各的難處和責任，但是追根溯源卻是中國以往改革經驗是否能夠成為今后指引中國繼續前進的模式，至少眼下國內宏觀經濟中種種現象都顯示出原有路徑難以為繼，國家宏觀調控面臨版本升級。我看，“中國模式”只是轉型國家一種行之有效的過渡模式。中國經濟是一種自發的“勢”，還不是可控的“力”。中國改革可以說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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