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中國人民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論壇即將開幕之際，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院長陳雨露教授，將于5月27日18：00作客新浪，與廣大網友暢談經濟。

　　以下為聊天實錄：

　　六大議題：本屆論壇力求討論重大的戰略問題

　　高妍(主持人)：我們從網絡上面已經看到，5月30日人民大學將要舉辦題為《未來之路-全球經濟與金融體系中的中國》的論壇。該次論壇將邀請14位中外專家對話。這次論壇是外國學者訪華活動中層次最高、規模最大的一次，作為本次論壇的核心策劃人，您是怎么想到籌備這樣一個大型的國際論壇活動呢？

　　陳雨露教授：中國人文社會科學論壇是由人民大學發起的一個全國性的論壇。旨在推動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為中國社會、文化和經濟的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本屆是第四屆中國人文社會科學論壇，這一次論壇是在今年年初，中共中央3號文件，也就是《關于進一步繁榮和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頒布以后決定召開的。

　　這次論壇是一次經濟界的盛會。從層次和規模來說，本次論壇是建國以來第三次重大的經濟學國際盛會。為什么這么說？大家知道，1978年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個里程碑，那次全會打破了“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錮，開始鼓勵理論創新和思想解放。在此號召之下，中國的經濟學家開始恢復了與世界經濟學界的聯系，從理論上來說，當時很多經濟學界的學者和學子開始補《現代經濟學》這一課。當時我記得大家熱讀的就是由中國人民大學的高鴻業教授主持翻譯的薩繆爾森《經濟學》。在改革實踐領域，中國的經濟政策領導人和參與經濟決策的著名的經濟學家們也開始運用和借鑒西方經濟學理論來為中國經濟改革的大業出謀劃策。

　　25年過去了，實踐證明，每一次經濟改革的成功都跟充分的理論準備是分不開的，而每一次成功的理論準備都有一次成功的國際學術會議來作為它的標志。我認為最成功的兩次國際學術會議，第一次是1985年9月2日，由國務院發展中心和世界銀行共同主辦的巴山輪會議，這次會議因為是在長江油輪巴山輪號上召開的，所以叫做巴山輪會議。那次會議參加的著名國際經濟學家有五位，其中包括了凱恩斯主義的貨幣大師詹姆斯.托賓，還有一位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匈牙利經濟學家克爾奈。

　　那次會議使得中國的經濟學家對于市場經濟及其宏觀管理的基本框架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和理解，之后，中國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價格改革，并且整體上取得了成功。第二次作出重大貢獻的國際學術會議是1993年7月份召開的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會議，那次會議因為是在大連召開的，又叫大連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外國經濟學家有六位，其中有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也就是提出“儲蓄生命周期理論”的莫迪利安尼，另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是后來成為世界銀行常務副行長的斯特恩。那次國際研討會為中國進入全面的市場化改革作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因為在那次會議之后4個月，也就是1993年的1月，中共中央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決議》，這次會議也就是在1992年的南巡講話之后，我國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極好的藍圖，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一系列重大的改革都推出來了，比方說外匯體制改革。中國的人民幣匯率變成了一個市場匯率，中國的外匯儲備開始與日俱增，直到目前變成了世界第二大外匯儲備國家。從那個時候開始，中國的企業開始全面的推行股份制改革，此外還有國際貿易體制的改革和財政分稅制的改革等等。1994年的改革是大家普遍認為最成功的第二次改革，所以大連會議作出了令人難忘的貢獻。

　　現在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進入到了第三大階段，也就是在未來的20年—30年，中國經濟開始了一個和平崛起的過程，我們大家都懷著激動的心情準備迎接一個經濟強國的到來。在這種情況下需要做好很充足的理論準備和戰略規劃。就是處于這樣的歷史時期，中國人民大學準備籌備這樣一次具有極其重要的里程碑意義的國際學術會議，題目叫《未來之路——全球經濟和金融體系中的中國》。這次會議主要是探討涉及到中國未來和平崛起過程當中難以回避的六大長期的戰略問題，這次會議因為是在人民大學的世紀會堂舉行，所以我們也可以叫它“人大的世紀會議”，這是第三次重大的國際經濟學會議，這就是這次會議的背景。

　　高妍(主持人)：謝謝您，陳教授。我們看到了這次論壇將分為六大分論題，這些論題涵蓋了當今國內外關注的六大熱點問題，請問您在最初設計到這些問題的時候是怎樣考慮的。謝謝。

　　陳雨露教授：六大論題的設計主要是基于兩個方面的考慮。第一，這次會議規模大，主題也很大，大了就容易空泛。為了讓這次會議能夠開得更實一點，所以設計了六個非常實實在在的論題。第二個方面的考慮是，究竟設計什么樣的論題呢？在進行論題策劃的時候，我們同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199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蒙代爾教授進行了反復的商討，因為蒙代爾教授在中國的學術研究基地就在中國人民大學，他每年都要到來人民大學一到兩次，同人民大學已經有了十多年的學術淵源。

　　蒙代爾教授在同我們討論的過程當中就談到，現在大家比較熱衷的一些經濟問題，看上去是一些短期的熱點，比方說人民幣匯率問題、中美貿易摩擦問題、中國的國家財政風險問題，還有中國面臨的巨大的失業壓力問題。他說，實際上這是中國經濟邁向成熟，邁向一個中等發達國家的一個標志，這些都是關系著中國經濟長遠發展的一些重大的戰略問題。比方說，人民幣匯率絕不是眼前應該升值還是應該貶值的問題，而是中國領導人應當考慮在未來的20年—30年，人民幣要由部分可兌換變成完全可兌換，變成亞洲重要的支柱貨幣，然后再變成世界第三或第四大貨幣這樣的問題，中國要準備承擔一個世界經濟大國和貨幣大國的責任。因此不管是中國的經濟學家也好，還是中國的政府領導人也好，都應當從這樣的一個角度去考慮這些問題。

　　所以我們選擇的這六個論題都是涉及中國經濟長期發展過程當中的一些戰略問題，這些問題包括：第一，教育、人力資本與中國的經濟發展。這個論題歸根到底講的是中國的人口問題。現在看，人多是有優勢，有競爭力，但是從中國經濟長遠發展來說，中國的生產結構要上層次，現有的勞動力素質過低是難以支撐的，所以，中國人口的教育問題，人力資本的素質問題是涉及中國的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大問題。所以我們邀請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米切爾·斯賓思和中國教育部副部長、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第一個海外女博士韋鈺女士就這個問題來進行對話和探討。

　　論題之二叫作貨幣國際化的利益、風險與路徑。這個問題就是要探討人民幣在成為世界主要貨幣的征程當中，中國有什么樣的利益，面臨什么樣的風險，應當承擔什么責任，什么是最優路徑。這個主題我們請當代金融發展理論的奠基人羅納德·麥金農教授，和中國貨幣基礎理論的奠基人中國金融學會的名譽主席黃達教授來共同對話和探討。

　　論題之三，轉型經濟中政府的作用。這個論題是要探討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當中，中國的政府如何走向一個服務型的政府，如何防范政府的尋租行為和政府不作為的行為。這個問題實際上也是大家十分關注的問題，比方說中共中央最近通過的關于引咎辭職的制度，實際上就是這個問題的一個重要的反映，我們邀請著名的轉軌經濟理論的奠基人之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德塞教授和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教授來聚焦這樣的論題。

　　論題之四是就業、通貨膨脹與經濟可持續增長。涉及這個問題，大家更能夠意會到它的現實意義和長遠意義。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當中始終會面臨著如何對待失業和通貨膨脹的關系的問題。有的人說，中國最大的問題是失業的壓力，有的人說，通貨膨脹更可怕。究竟我們應該怎么處理這個關系呢？我們邀請到了西方就業和經濟增長理論的代表人物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埃德蒙德·菲爾普斯教授和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教授共同探討這一論題。

　　論題之五：經濟增長與國家財政安全。這個論題也是大家非常關注的，財政的脆弱性是否正在危及到我國的經濟安全呢？這個疑問不是空穴來風的，因為意大利也好，日本也好，在經濟快速增長的過程當中也都積累了巨大的政府財政赤字和國家債務，這些債務現在變成了這些國家巨大的包袱和國家經濟風險。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我們國家出現了通貨緊縮，開始執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從而有效地防范了經濟的嚴重衰退，但是也積累了比較多的債務，此外由于中國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原因，中國的地方財政、社會保障體系和銀行領域也都積累了大量的債務或者是不良資產，這些最終都要由國家財政承擔，那么究竟我們國家如何既保證經濟的持續發展、協調發展，又要避免出現財政風險、財政危機呢？我們邀請到了著名的日本經濟學家、日本政府稅收委員會的主席、日本一橋大學校長石弘光先生和中國著名的財政學家、中國人民大學王傳綸教授一起對話。

　　最后一個論題，論題之六：21世紀中國在世界貿易體系中的機遇和責任。這個論題是由當代國際貿易理論的奠基人賈格迪什·巴格沃蒂教授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首席談判代表，也就是現在的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先生來共同探討這樣一個問題。很多人認為，中國入世以后國際貿易問題就不再是一個重要的熱點問題了，實際上遠不是這樣。

　　兩個原因，第一，中國現在是一個經濟迅速發展的國家，國際貿易增長的速度在全球都在前三位當中，中國經濟的成長和中國國際貿易的發展一定會伴隨著同既得利益國家，主要是美國和歐洲國家之間的貿易摩擦，包括日本。所以貿易摩擦會越來越尖銳，是一個持久的長期問題，這個問題處理不好就會讓我們處于十分被動的地位，所以我們必須要有一個系統的考慮。

　　第二個原因是中國在經濟和人口大國當中是國際貿易依存度最大的國家，也就是國際貿易額占經濟總量最高的國家之一，這是有很大風險的，因為中國的國際貿易額雖然很大，但是中國的國際貿易并不是一個實力強勁的國家，也就是說我們可能是一個貿易大國，但不是一個貿易強國，因為中國出口商品結構的檔次還比較低，所以這樣一來，如果中國的經濟對國際貿易依賴很大，而中國國際貿易又不是一個強國，一旦出現全球經濟的蕭條或者是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貿易制裁，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就面臨極大的挑戰。鑒于這兩個長期的問題的存在，所以我們把它也設計成了不可或缺的六大問題之一。

　　所以說這六個問題的設計是反反復復地論證，中國的幾代經濟學家和國外最著名的經濟學家都參與了這六大問題的設計和論證，所以也引起了很多經濟學家和年輕的學人的關注。這就是六大論題設計的背景。

　　中外著名學者分別對話

　　高妍(主持人)：陳教授，這次論題的一大論點就是邀請中外學者同臺對話，請問為什么要設計這樣一種對話的方式呢？

　　陳雨露教授：簡單地說是出于兩個原因。第一，我們想讓這次論壇更加聚焦中國的實際問題。新浪網曾經兩次直播中國人民大學組織的學者對話。一次對話是2003年2月份召開的美國著名的行為經濟學家耶魯大學的羅伯特·希勒教授和吳敬璉教授關于中國資本市場的非理性繁榮問題的對話，。

　　第二次是今年的3月份希勒先生和吳敬璉等中國十位經濟學家的對話，這次的論題是如何運用金融創新來防范宏觀經濟風險。這兩次對話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大家共同的感覺是在有限的時間里，能夠聚焦中國最實際的經濟問題和長期的戰略問題，并且都有非常豐厚的理論來支撐，的確是思想和智慧的交鋒，大家收獲很大，不虛此行。

　　所以借鑒這個經驗，我們認為，對話是一種有效的形式。第二個原因，也是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我們認為，請西方的經濟學各個領域的奠基人和新中國，特別是改革開放的理論奠基人共同地對話，實際上是一次東西方文化之間的交鋒，現在國際經濟學界非常流行的兩個詞，一個叫做中國模式，一個叫做北京共識，這是相對于歐美模式和華盛頓共識來說的，也就是說，西方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已經開始不把中國作為一個轉型經濟國家，而變成一個目標模式國家，他們只把俄羅斯和中東歐國家看成是轉型經濟國家，原來那些國家轉型的目標模式是歐美模式，現在因為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成功，可能有一部分俄羅斯和中東歐國家將目標定位在了中國模式，所以這次采取對話的形式就變成了一個東西方經濟發展模式的對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采取這樣的一種形式有更長遠的、更深刻的內涵。這是我們為什么選擇這樣一種形式的兩點考慮。

　　侯杰(主持人)：陳教授，您是作為這次論壇中哪個論題的學者？

　　陳雨露教授：這次六個分論題當中與我的學術方向最接近的是人民幣的國際化問題，所以我是作為由麥金農教授和黃達教授對話的貨幣國際化的利益風險和路徑的這樣一個分論題的評論人。

　　侯杰(主持人)：作為重要經濟學家麥金農和黃達教授的評論學者，您怎么看待人民幣國際化的問題？

　　陳雨露教授：剛才我談到了，人民幣國際化問題是我們中國的經濟學家和中國政府的領導人必須提上日程的戰略問題，這個問題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簡單地概括。

　　第一，關于人民幣國際化的必然性。一種貨幣要在國際舞臺上發揮重要的作用，和貨幣發行國的經濟發展是相伴而行的，通常來說，經濟的發展到了一定程度，這個國家就會要求在國際貨幣金融舞臺上的話語權，也就是講話的權力和應得的金融地位。一個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占全球的經濟總量接近10%的時候，這種要求就會很強烈。實際上這也是一種客觀的需求，因為到了那個層次，這種貨幣一定會具有很高的國際聲譽，很多的國家在國際經濟交易當中會采用這種貨幣來作為國際經濟的計價結算貨幣或者是外匯儲備貨幣。

　　目前中國在世界經濟總量當中占2.5%左右，但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在經過未來30年以后就會迅速地接近剛才所談到的這樣一個貨幣強國的比例，所以不管是二戰以前的英國也好，二戰以后的美國也好，還是90年代以前的歐元也好，還是隨著日本經濟起飛迅速提高國際地位的日元也好，都是這樣的一種貨幣成長的模式。因此，如果中國的經濟保持現在蓬勃增長的勢頭，人民幣在國際舞臺上發揮更大的作用是一個必然的取向。

　　第二，人民幣國際化對我們來說有什么好處呢？現在我們可以以美國為例，美元作為國際貨幣體系的核心貨幣，它可以得到兩個方面的好處。第一是經濟利益。自1945年美元體系建立以來，美國在60年已經拿到了超過兩萬億美元的經濟利益，包括了貨幣的鑄幣稅、通貨膨脹稅、銀行業的收入等等，也就是其他國家都持有美元作為外匯儲備，美元一旦由于通貨膨脹出現貶值，就意味著其他國家都要向美國交通貨膨脹稅，這就是美國獲得的非常大的實惠。

　　第二是它的政治利益。也就是說，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當中充當中心的地位，很多國家就要向美國借錢，因為這是國際貨幣，美國就會在國際舞臺上依靠美元的地位取得政治利益，取得許多國際事務的主導權，這些利益都是擺在桌面上的。那么人民幣國際化當然對于中國來說也會在這兩個方面有好處，也是我們應當得到的適當的份額。

　　第三，人民幣國際化也意味著我們要承擔更多的責任，這種責任包括兩個方面：第一，中國不想謀求地區的霸權，也不想謀求全球的貨幣霸權，因為在中國經濟成長的道路上已經深刻地感受到了貨幣霸權給我們造成的深刻的傷害，所以從全體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利益考慮，我們應當考慮謀求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促進穩定的全球貨幣環境的和有序的國際貨幣秩序，特別是一個對所有國家都公平的國際貨幣秩序。第二個方面，人民幣國際化也會給中國帶來一定的風險，一旦出現了全球性的經濟危機，中國作為一個貨幣大國應當承擔起穩定全球匯率體系和金融體系的責任。就像在亞洲金融危機當中我們承諾人民幣不貶值，是付出了很大代價的，但是，我們幫助東盟國家從經濟的低谷當中、危機的漩渦當中能夠穩定并且迅速復蘇起來，所以贏得了很多國家的贊揚。因此，我們一方面應該得到的利益我們要得到，同時我們也應當承擔起應當承擔的國際責任，這是關于人民幣貨幣化的問題。

　　亞元具備積極意義

　　鄭艷文(主持人)：1999年歐元的誕生是國際金融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我們知道您同“歐元之父”羅伯特·蒙代爾先生有著很好的友誼，而您又是我國資深的國際金融專家，請問，亞洲可否仿照歐洲建立自己的統一貨幣呢？

　　陳雨露教授：這個問題是很多的老百姓都很關注的問題，大家知道蒙代爾教授是199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又被稱為歐元之父，原因是他于1961年發表了關于最優貨幣區的一篇劃時代的文章，也就是說在40多年前，他就提出來“統一貨幣”的理論概念和體系。我在哥倫比亞大學做富布賴特高級訪問學者的時候有幸師從于蒙代爾教授，所以對他的一些觀點比較熟悉。同時，蒙代爾教授又跟中國的很多經濟學家有著十分深入的聯系，比如說同中國人民大學的幾任校長，比如說原來的老校長黃達教授，和現在的校長紀寶成教授都有著深厚的友誼，因此蒙代爾教授十分關注中國的經濟發展，對中國政府合理科學的經濟政策給予了堅定的支持。

　　所以，在我們兩個交流的過程當中，對亞元的問題還是有非常一致的意見的，就是在歐元五年前成功啟動以后，在亞洲地區，哪怕是東亞地區建立一個統一的貨幣，我們叫它亞元，這是一個長期的理想。因為東亞地區同西歐經濟聯盟一個最大的差異就是經濟水平差異過大，同時，宗教的差異也很大。所以要求各國放棄各自的主權貨幣，采用“亞元”這種統一貨幣確實很不容易。在歐元區當中，經濟最發達的國家和最不發達的國家之間，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相差4倍，但是在東亞地區這個差距將近90倍，所以這樣懸殊的差異對于使用同一種貨幣、采用同一種貨幣政策確實有很大的困難。但是為什么說它是一個理想呢？就是因為如果我們能夠逐漸地實現這樣一個貨幣統一大業的話，確實對東亞地區來說有著相當大的好處，它對促進東亞地區的經濟穩定，避免再出現大面積的亞洲金融危機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所以我們應當以此目標，一步一步地創造條件。因此說亞元是一個長遠的目標，但并不是一個空想。

　　鄭艷文(主持人)：我感覺東亞合作目前所取得的進展，主要來自歐元的激勵和金融危機的壓力，那么您認為將來東亞貨幣合作要取得進展的話，推動力主要來自哪些方面呢？

　　陳雨露教授：我認為主要來自于兩個方面。第一，經濟和金融全球化是一個不可阻擋的趨勢，這個進程從上個世紀90年代就已經全面開始了。經濟的全球化給亞洲帶來了機遇，但是更多的是風險和和壓力。也就是亞洲國家，特別是亞洲經濟實力還不太強大的國家，在全球化進程當中要迅速地放松保護。

　　放松保護就意味著不同數量級的選手在一個拳擊臺上進行比賽。我們亞洲的很多國家目前就是處于這樣一種十分被動的局面里的。所以要防范由此帶來的風險，必須要求亞洲國家團結起來，這是由壓力所帶來的動力。

　　第二，亞洲國家應當取得在國際經濟組織當中，在國際金融舞臺當中的發言權和話語權。比方說，現在聯合國最大的金融機構——國家貨幣基金組織是由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集團控制的，亞洲國家出現經濟危機的時候，不僅不能得到及時的救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還附加各種各樣苛刻的條件。

　　另一方面，全球兩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總額當中東亞國家就占了60%，東亞國家自己的外匯儲備因為都是西方國家的貨幣，所以不得不放在了美國、歐洲這些國家的債券上，而我們自己出現危機的時候又要向歐美國家來尋求援助，而且是十分可憐地尋求援助，我們為什么不能把這些儲備變成我們自己的貨幣儲備來救援我們東亞地區自己呢？假如現在有一種貨幣或者說有幾種貨幣是亞洲本地區的貨幣，那么我們在亞洲地區內部都用這幾種貨幣來作為外匯儲備，而少用美元和歐元，一旦出現危機我們就會用這樣巨大的國際儲備來防范我們亞洲個別國家，或者是幾個國家出現的危機。

　　這樣的話，一方面能夠防范貨幣風險，另外一方面也能提高亞洲國家在國際貨幣體系當中的地位和發言權。對這樣兩個方面的壓力和動力是推動亞洲國家進行金融團結和貨幣團結的最重要的助推器。

　　鄭艷文(主持人)：我想東亞貨幣合作能否成為中國經濟的助推器，關鍵取決于中國在這其中的地位和作用。

　　陳雨露教授：在東亞貨幣合作當中，中國顯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東盟國家也好，還是其他的東亞國家也好，都給予中國很高的期望。對中國來說，我們堅決支持東亞貨幣合作這樣一個戰略聯盟，中國不想在當中尋求地區的金融霸權，但也對應當承擔的責任做好了充分的準備。因為，東亞貨幣金融合作對東亞地區有很大的好處，剛才我已經談到了，對中國也有很大的好處，因為中國的國際經濟交往有60%在東亞地區，包括國際貿易，包括利用外資。所以東亞的合作對中國的國際貿易和國際資本流動，從而對中國的經濟持續發展都是有好處的。東亞地區越穩定，中國的經濟成長就有更好的環境，所以現在中國在東亞貨幣合作當中發揮著非常積極的作用。

　　從2000年的清邁倡議到2003年的東亞債券基金的建立，這些都是東亞貨幣合作和貨幣統一進程當中重要的步驟和成功的嘗試，中國都是最積極的支持者和堅定的參與者。在有些方面還發揮了主導的力量，所以中國在東亞合作當中已經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未來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還會發揮更大的更積極的作用。

　　中國外匯儲備并未過多

　　鄭艷文(主持人)：謝謝陳教授，除了區域貨幣合作以外，外匯儲備也是國際金融里一個十分熱的問題，我國自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之后，外匯儲備增長十分迅速，當時就有人提出了外匯儲備過剩的質疑，但是隨之而來的東亞金融危機平息了這場爭論。近年來，我國外匯儲備進入了高速增長的時期，尤其是突破了4000億美元的大關，引起了學術界和一般公眾的關注。請問您對這個問題有什么看法。

　　陳雨露教授：當時我已經談到了，東亞國家外匯儲備占全球外匯儲備一半以上的，因為世界第一大外匯儲備國日本和第二大外匯儲備國中國都在東亞地區。中國的外匯儲備從1994年開始，迅速地增加，已經三番五次地引起了理論界的關注，也引起了美國，歐洲、日本這些發達國家經濟學界和領導人的關注，甚至受到了許多的非議，如何看待外匯儲備非常迅速的增長，我們還要從外匯儲備的功能開始談起。

　　一個國家為什么要保有外匯儲備，傳統上來說就是一個功能，那就是國際支付的保障功能。最初主要是為了保障從國外進口能夠按期支付貨款，后來發展成還要保證一個國家外債本息的償付，還要保證一個國家匯率出現波動的時候，政府要有足夠的外匯能力去穩定外匯市場上的匯率，這些都是支付保障功能的體現。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大家共同認可的一個標準是，只要一個國家保有的外匯儲備水平能夠達到相當于當年全年進口總額的1/4就可以。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外匯儲備只要達到1000億美元就可以了。而實際上到目前為止中國的外匯儲備總額是1300億美元，相當于所謂經驗數據的4倍。

　　是不是超過得過多的不得了了呢？我覺得應當一分為二地看待，因為外匯儲備的功能已經有了很大的擴展，最顯著的一個擴展就是國家金融投資功能。很多國家已經把外匯儲備用于購買國際市場上風險和收益匹配非常好的金融產品和金融工具，這是一個長期的投資戰略，特別是涉及到穩健投資的那一部分。對于很多發展中國家來說，把本國外匯儲備的相當一部分用于投資在國際市場上信譽很好、收益也還可取的一些債券上，未必比實業投資的長期收益更低，所以這也是一個國際投資功能，是在支付保障功能之外派生出來的一個常備功能。

　　對于中國來說，中國的外匯儲備還發揮兩個特殊的功能，第一，它要承擔中國經濟由計劃經濟向中國市場經濟轉軌過程當中的許多成本，比如大家今年都在關注的，動用45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支持兩大國有銀行進行股份制改革，充實它的資本金，這個實際上就是外匯儲備發揮了防范國內的金融體系當中的風險，承擔了中國經濟轉軌過程當中銀行發生的不良資產的這樣一個成本，承擔了這樣一個責任。而銀行的不良資產有許多或者說大部分是政策性的，比方說有的國有企業實際上已經破產了，但是為了保障社會的穩定和中國漸進式的改革，銀行不得不貸款維持這些企業的生存，維持這些企業的工人能夠繼續領到工資，這些最后都變成了不良貸款，所以最后要由國家來承擔這個責任，要由它用外匯儲備注入。

　　另外還有，比如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有比較大的缺口，這些都是歷史的欠帳，是制度轉軌過程當中用工制度變化過程當中所欠的歷史性的債務，這些債務都要由國家承擔，所以這是經濟轉軌的成本。另外就是它的一些非經濟的功能，比方說政治上的一些考慮，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中央政府，7月2日，也就是第二天，亞洲金融危機就爆發了，港幣和香港經濟的穩定受到了空前的挑戰，中央政府已經承諾過香港回歸以后要保持香港更加穩定和繁榮，所以說港幣是否穩定，香港的聯系匯率制度是不是能夠頂得住國際投機資本的沖擊，就要看中央政府有沒有足夠的實力來幫助香港應對危機。

　　當時中國巨額的外匯儲備起到了極大的或者說是決定性的穩定金融市場、穩定人心的作用，很多國際投資者看到中國中央政府有那么多的外匯儲備，并且堅定地支持港幣，因此沒有發生大規模的資本從香港外逃，這就是它的作用，這是政治意義上的考慮。由于中國的外匯儲備承擔了支付保障功能、國家金融投資功能、經濟轉軌成本和政治上的穩定的考慮，所以說中國的外匯儲備有它獨特的功能。

　　所以，這些外匯儲備看上去比國際經驗的數據要多得多，但是，它是合理的。當然，我們要考慮這4000多億的外匯儲備在發揮上述功能的時候要有一個合理的分配，比方說要有多少用于應付危機和風險，有多少要用于給我們帶來更多收益的金融投資，有多少能夠用于中國下一步的改革來消除它潛在的隱性債務，要有一個統籌的安排，保證它的穩定性、安全性和收益性達到最優的組合，這是我國國家外匯儲備管理部門亟需考慮的問題。

　　鄭艷文(主持人)：我從您的話中感覺到，您認為我國外匯儲備的規模并不值得我們過分擔憂，是這樣嗎？

　　陳雨露教授：從規模上來講應當是這樣的。從結構上來說，我們還有很多優化的工作需要做。

　　鄭艷文(主持人)：謝謝陳教授。

　　中國金融改革的關鍵是什么

　　侯杰(主持人)：銀行改革是當前中國經濟改革當中的一個重大問題，也是本屆政府十分重視并著力解決的問題，您認為當前銀行業改革中的關鍵是什么？

　　陳雨露教授：銀行業改革是本屆政府改革藍圖當中的濃墨重彩的一筆，全國人民也給予了很大的期望。大家知道，一個國家的金融體系分為銀行體系和證券市場體系兩大部分，這兩部分都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在金融業逐漸融合的今天，銀行業在金融海洋當中發揮著一個船體的作用，證券市場發揮著一個船帆的作用。

　　大家記得，2000年美國納斯達克市場崩潰的時候，2001年“9·11”之后美國指數狂跌的時候并沒有帶來1929年那樣的美國經濟大危機，現在看來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因為美國有一個非常強大的銀行體系，這個體系有很大的風險吸收的功能，所以一個國家有一個非常堅實的金融船體的作用是不可小覷的。對中國來說更應該是這樣，因為在中國的金融體系中，建國以來一直都是銀行體系占主導地位，目前仍然在整個的金融體系當中占到70%—80%的重要性和市場份額，所以銀行改革能否成功是中國金融體系能否走向良性循環，能否支撐中國后三十年經濟崛起的最重要的關鍵環節。

　　中國銀行業的改革的關鍵是兩個方面，第一，是解決資本金嚴重匱乏的問題。現在中國的銀行業特別是國有四大銀行存在著嚴重資本不足的問題，這些資本不足為什么沒有導致四大國有銀行的倒閉呢？那是因為它們都是國有銀行，中國的國家財政是它們的惟一股東，因此，這里邊有一部分國家擔保的因素存在，或者說我們叫它主權資本發揮著作用，但是正是因為國家一股獨有，因此帶來了很多產權的弊病，帶來了銀行缺乏活力，銀行的治理結構不合理等等問題，所以關鍵的問題是要進行銀行的產權改革，或者說是股權優化的改革，通過股權的優化建立一個激勵機制，建立一個合理的法人治理結構，最終使得四大國有銀行具有十分強大的金融創新能力和風險控制能力，也就是提高國有銀行的核心競爭力，只有這樣才能夠使得四大國有獨資銀行變成四大現代銀行集團，使得中國的銀行體系能夠變成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強大的金融推動力。這是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侯杰(主持人)：謝謝陳教授。

　　中國經濟局部過熱

　　高妍(主持人)：陳教授您好，2003年我國的GDP的增長率超過了9%，而全國實現固定資產的增長率超過了9.7%，很多學者都認為，中國的經濟現在出現了過熱的現象，對此您怎么看，您覺得中國的經濟是過熱了嗎？

　　陳雨露教授：在5月30日即將召開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論壇上，這個問題是最重要的論題之一，關注這個問題的各位學者可以到會聽取厲以寧教授和菲爾普斯教授精彩的演講。作為從事經濟學理論研究的工作者來說，我個人的意見認為，目前中國出現的經濟過熱的苗頭是屬于局部過熱。

　　所謂局部過熱，它的含義是兩個方面，第一，中國剛剛從亞洲金融危機之后的通貨緊縮中走出來，這是我們執行積極的宏觀經濟政策的結果，是我們經濟政策成功的標志，很多行業因此走出了低谷，所以現在出現的經濟的復蘇從全局上來說是正常的、是合理的、是有益的，包括我們東北的重工業區，他們都感受到經濟復蘇緩解了他們的壓力，他們決不認為現在出現的經濟過熱的現象應該剎車。但是另外一方面，中國的經濟確實出現了某些結構性的問題，某些產業的固定資產的投資很高，某些地方政府繞過國家的宏觀調控，上了很多不切實際的、不從全局考慮的大型投資項目，40%多的固定投資增長率應當說是建國以后最高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

　　我記得在新中國的歷史上達到這個比例的也就是大躍進的那一年，所以說它不過熱也沒有說服力，但是我們作仔細的分析的話，基本上這些投資都集中在幾個現在看上去比較過熱的產業上，比如房地產業、電力投資、能源投資、汽車行業等等，包括現在有些地區熱衷搞的大學城的建設等等，所以這些都應該引起我們的警惕，這也是我們現在要堅持的國民經濟協調發展的科學性所在。因此治理局部的過熱對我們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的決策者來說是一個新的挑戰，將來也是中國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經常出現的問題，也就是結構性的不平衡。

　　現在防范局部的過熱，防范某些行業出現泡沫的現象，也是為了避免將來這些行業變得過冷，泡沫一旦破滅，他們將后悔莫及，所以現在我要表達的意思是說，局部過熱是一個客觀的現實，而防止局部的過熱要求中國的宏觀調控體系，要求中國的領導人和經濟決策部門應當有更加成熟和創新性的政策，而不能簡單地延續我們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傳統的手段，或者說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初期的那些經濟調控的手段，應當有所創新，應當有一個全新的考慮，應當有科學的理論支持。

　　高妍(主持人)：謝謝陳雨露教授，非常感謝您今天為我們點評了國內外共同關注的中國經濟的熱點和關注的問題。我們對5月30日即將召開的論壇充滿了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