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靈敏(廣州)

　　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的“主辦權效應”不斷放大之后，“盛會改變城市”似乎已經變成了一種定論。而對目前正在申亞的廣州來說，運動會帶來的好處早已實實在在：

　　1986年廣州為舉辦六運會，建造了天河體育中心，以此為依托的開發帶動天河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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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新的城市中心地帶；而2001年九運會在廣州的成功舉辦，更讓地鐵一號線、廣東奧林匹克體育中心、廣州新體育場等成為了廣州城市輻射力和發展空間的強有力的支撐。于是，“以亞運會為契機經營廣州，提高城市綜合競爭實力，強化廣州作為區域性國際中心城市的地位”成為了廣州人的共識。

　　但要使廣州在目前異常激烈的城市競爭中凸顯出來，廣州所要做的，將不僅僅是建造高樓大廈和霓虹立交，甚至也不只是對某一產業鏈的培養和建設，而更應是對自身個性的識別、認同和強化。

　　城市經營的誤區

　　在國內，對經營城市的重視開始于上世紀90年代初期。當時，針對一些城市沒有自己的風格、衛生狀況不佳、城市中心建有工廠、污染嚴重、綠地面積過少、城市建筑風格和外景不協調、道路交通混亂等狀況，一些人提出城市是“三分建設、七分管理、十分經營”，主張要有經營城市的意識，對此進行改觀。這方面最成功是大連。憑借整治城市環境、建草地、修廣場、搞服裝節、舉辦展覽會等一系列舉措和出色的包裝和推廣手段，大連引起了世界的注意，引進了許多外資。當時大連開發區的發展僅次于浦東，形成了一股全國城市學大連的潮流。盡管現在來看，這些手段是再平常不過了，但在當時，成效非常顯著。

　　近20年來，中國城市發展之迅速、質量之高、影響之大，超過了中國有史以來的任何一個時期，也在同時制造出了中國城市發展中最明顯的一個特征：趨同。　

　　目標趨同。到目前為止，全國有182個城市宣布要建國際大都市；南方有一個縣級市竟然提出要在最近幾年建成國際貿易中心；昆明要投資2000多億元，建設“東方日內瓦”；南京投資1080億元，建設金陵古城；浙江計劃投資2665億元用于幾大城市基礎建設；濟南計劃到2007年，投資1360億元建設泉城；南昌經濟并不發達，但也提出投資100億元用于現城改造；重慶市公布，僅建渝中半島城市形象工程，就規劃投入200億元；浙江紹興打造國際紡織中心，在10年內要計劃投資1000億元；廣東打造大佛山，一個地級市未來幾年也要投資千億元以上。按照某些數字估算，從目前開始，我國未來20年內至少要建1000萬人口的城市20座，或100萬人口的城市200座。而聯合國統計公布，到2000年12月，全世界100萬人口的城市才有341座。國際范圍內可稱為全球城市、國際都市、國際化大都市的城市數目，不過為49個。顯然，從中國現有的經濟實力，在20年內達到這一目標，是不可能的。

　　功能重復。不少城市近年來經歷幾大浪潮，開發區熱、大商場熱、廣場熱、步行街熱、超高建筑熱、商務區熱，出現了樓越蓋越高、廣場越來越大、步行街越來越長的趨勢，演化的結果是城市功能的重復浪費。一些地方政府在“經營城市”的口號下，興起了“賣地風”，動輒就是成千上萬畝，連片開發的大型樓盤、幾十萬平方米的大學城、開發區、小城鎮等，用地量都到了驚人的地步。有的地方政府向土地管理部門直接下達年度土地出讓指標，以求完成財政創收任務。我國目前沿海14個省市的實際占用耕地都突破了規劃指標，其中有的城市2010年的建設用地指標在2001年已基本用完。在這個過程中，政府通過大規模拆遷，一方面獲得大量廉價土地，另一方面“制造”出大量的房屋需求者，產生了許多新的矛盾。　

　　產業同構。信息產業、生物醫藥、高新技術、現代物流、金融保險等行業已成為不少城市的首選目標，繼上世紀 80年代出現的紡織、家電、石化、汽車等支柱產業后，新一輪產業同構格局已經出現。產業競爭是必要的，但以政府為主導的產業過度競爭則絕對有害。

　　形象單一。在紐約、東京、悉尼存在的玻璃幕墻高層建筑、成片的草皮廣場、音樂噴泉、在中國的城市無聲無息地出現，千城一面，使人在很多時候已經分不清身在哪座城市。

　　城市趨同不可避免？

　　著名營銷大師菲利普·科特勒曾在《國家營銷》一書中提出了“地區營銷”的概念，對各國的國家戰略和地區戰略，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科特勒認為，“沒有哪條發展道路是最好的，通過分析每條發展道路的優劣，政策制定者可以選擇最合理的道路。”

　　他舉了泰國普濟的例子：它擁有世界上部分最美麗的海灘，每年吸引著來自世界各地的觀光客——這些人來自不同國家、年齡迥異、收入水平不一，有年輕的背包客、團體旅行者、蜜月情侶、家庭度假者等，而這些游客中始終有一群國外的軟件程序員來此地度過他們的閑暇時段。于是，城市的規劃者決定吸引他們落戶普濟，以幫助興起地方的又一產業——軟件與電子商務。類似在已有的目標群體(度假者)和工商類的目標群體(如信息產業工作者)之間形成一個嫁接，則構成了可進一步開發的一個高端目標市場。科特勒的“營銷”理念顯然是宏觀的，是指一個地區通過籌劃而突出自己的特點，使自己因與眾不同而具備競爭力，整體推銷自己的優勢。他強調的是一個城市因地制宜地突出和強化自身特色的能力。

　　如果說國際營銷大師的觀點是對目前日趨嚴重的城市趨同現象在學理上的間接否定的話，許多人對這一現象的抨擊和責難則是毫不留情的。這方面最新、最嚴厲的聲音來自著名德籍臺灣學者龍應臺：今年4月中旬，龍應臺在訪問成都之后發出了“失去成都”的感慨，認為“成都已經不是成都了”，“和我去過的其他城市沒有區別，拆得非常徹底，不是成都失去了我，而是我失去了成都。”“現在的成都，看起來像一個百分之百的新興城市。作為一個新興城市，它看起來相當不錯；街道鋪面、河岸工程、河水整治以及交通狀況，都可以。但成都是一個沒有記憶、沒有過去、沒有性格的新興城市嗎？深圳可以這樣，但是擁有三星堆、金沙、諸葛亮、杜甫、陸游、黃庭堅的成都，甘心這樣嗎？”

　　龍應臺認為，對老城區的保護和改善居民生活條件是不矛盾的，“保留老屋就代表生活不方便？沒這回事。沒有人說，文化保存就是老房子里一成不變；內部本來就是應該現代化的，抽水馬桶、污水處理，技術上根本不是難事。沒有錢？我不相信。想不想做而已。老區保存，是長期的投資、深沉的扎根。” 她還認為，成都所呈現的種種問題，“與其說是成都的問題，不如說是中國整體的問題”，“中國人對現代化有個誤會，以為現代化就是把我變成巴黎、威尼斯。可它們是保留古城，新的部分往外擴展，我們在抄別人時，不是抄老城，而是抄新的像超級市場的那種文化，抄錯了。”

　　龍應臺的詰難遭到了著名建筑學家劉家錕的駁斥，他認為，為了保存美學表象，不進行舊城改造，而讓居民生活在沒有馬桶、人均不足3平方米的老宅里，才是不人道的。相較于劉家錕在現場的直截了當，遠在廣州的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的李郇博士則有更深層次的思考。他認為城市的面貌是不斷發展和變化的，一個城市不可能也沒有義務去犧牲生活上的種種不便去保持小橋流水人家的美學意象，來滿足和迎合住在現代化城市里的人的那種懷舊情緒和在一些人心目中存在了幾十年的老城市形象。

　　李郇博士認為，巴黎、紐約等世界性的城市，他們已經完成了財富和資本的積累，處于城市發展的高級階段上，可以把眼光更多地放在經營城市特點、保留老的城市風貌上。而廣州、成都等大部分中國城市則是處于成長階段的城市，這類城市最迫切的需要是吸引資金，增強經濟實力。為實現這一目的，城市要發展基礎設施，要修路，建立交橋；要吸引人才，擴大教育規模，要建大學城，要整治環境，在這個過程中，城市面貌的趨同也成了政府適應市場規律的必然結果。因為如果你不這樣做，堅持保留原有城市特色，資金和人才就會跑到別的城市里，這時，市民又該怪政府無能了。所以，城市趨同是城市在現代化過程中的一種必然，不趨同反倒違反了市場規律。

　　以上兩種觀點的交鋒還在繼續，然而，不管學理上孰是孰非，城市趨同在實踐上似乎已經不可遏止：推土機夜以繼日地在城市里轟鳴，老房子成片地被推倒，市政官員們忙著商討新的舊城改造方案，現代化建筑會在幾十天里拔地而起，而市民們對城市的基本要求仍然是交通上的便捷和居住上的舒適。在城市外在的趨同已經成為現實的情況下，一個城市又怎樣去在追求特色的城市競爭中勝出呢？

　　答案似乎只有一個：發掘城市的內在個性。

　　在申亞中突出廣州的個性

　　申亞是廣州吸引世界眼球、帶動世界對它的認識的重大機遇，那么，當世界把期待的目光投向廣州時，廣州拿什么來滿足這種期待呢？肯定不光是樓房的海拔和街道的寬度，而應是廣州在幾千年發展歷程中沉淀下來的最本真的東西：俗世自樂、強調平等的市民心態、海納百川、重利富民的商業精神和服務意識明確、操作得當的高效政府。

　　對許多初來乍到廣州的人來說，廣州可能讓他們失望：沒有那些充滿王侯將相印跡的恢宏宮殿，也沒有盡顯現代政府主導意志的摩天景觀，有一些臟、一些亂。但對那些久住廣州的人來說，這背后隱藏著的濃郁的生活氣息才是廣州最吸引人的地方。在這里，只要是顧客，哪怕口袋只有10塊錢，買9塊錢的東西也可以享受上帝的服務。在這里，你可以豐儉由人地選擇自己喜歡的任何東西，而不會受白眼，你尊重對方，對方也會尊重你。在這里，人們愿意去理解和吸納任何異質的東西，咿呀難解的粵語，因此沒有成為廣州吸納最多外來人口的障礙。在這里，窮也好，富也好，人們都有一顆平常心。但凡帶著點兒等級標識的玩意兒到這兒，都被平民化的廣州摘刺拔毛了。中國許多地方曾經在90年代大唱懷舊歌曲，一時間大街小巷重新飄揚起《東方紅》的旋律，廣東人卻沒有卷入這個熱潮。北京的文化人為浸漫了過去時光的四合院日益減少而痛心疾首，廣東的文化人卻很少為南國特色騎樓的日漸消失而大聲疾呼。當北京街頭冒出許多“知青”飯店，許多過來人大談黑土地上的經歷時，廣東的老知青們也搞了一兩個活動，卻沒有多大回響。向前看得多一些，因此具有了更多的開放性、兼容性和現代性。

　　歷史上偏處一隅、遠離中央集權的地域特征和海禁未禁、萬國商人云集的歷史淵源，使廣州具有濃厚的商業氣息和開闊的胸襟。當改革開放的春風乍起，第一批外商踏上珠江三角洲的土地，在這里獲取了非常可觀的經濟效益。但是廣東人并不嫉妒，他們創造了一種思維模式：只要自己能賺錢，不怕別人賺大錢。因而，他們不在乎與香港前店后廠的關系，在經濟上采取實用主義立場，這是廣州能在經濟上領風氣之先的重要原因。有批評說，廣東人會生孩子，卻不會取名字。意思是說廣東善于創新，卻不長于理論總結。但李郇博士卻認為，廣州商業文化的最大特色就是“干中學”、“小步快跑”，在這其中不斷地模仿、學習和改進，這種模式的最大特點是滾動性規劃和局部性修正，比較能適應瞬息萬變的市場需求。

　　務實的市民和低調的商業文化，造就的是求真務實的服務型政府。這一點從此次廣州在接待申亞考察評估團的本色作風就可見一斑：不封路、不戒嚴、不動用大批警察、不回避問題、盡量不擾民，向考察團展現一個真實的廣州。這種務實精神最集中地體現在廣州城市發展目標的制訂上。沒有耳熟能詳的“建設國際大都市”之類的豪言壯語，廣州的提法是“兩個適宜”：適宜創業發展和適宜生活居住，并明確把它寫進“十五”計劃。這其中貫穿始終的，就是以市民利益為歸依的以人為本的服務心態。近年廣州先后榮獲“國際花園城市”、“國際改善人居環境最佳范例獎”等稱號，應該說是這種心態下的一種必然結果。與這種心態相輔相成的是，廣州的人大代表是全國最大膽、最有參政意識和熱情的，2000年被中國法學界稱為“廣州現象”的事例就是典型表現：是年在廣州市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上，7天會期出現8個質詢案，質詢的問題一個比一個尖銳，500多名廣州市人大代表當政議政，以致廣州有的報刊興奮地打出這樣的標題——《人大代表站起來了》。目前，學者普遍認為，廣州的市場秩序已經基本完成了從政府強力調控下的有序向政府開放下的有序的轉變，政府開始采取供給性導向，注重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空間而不再親自操刀上陣了。

　　這三力并發，使廣州呈現出國內最為成熟的市民社會形態：政府低調，社會開始自我管理；商業精神和“愛拼就會贏”的成熟心態，使得這里的整個社會運作有了市場選擇的指向；雖有貧富差距，卻能盡量避免權勢對社會的割裂；城市雖然略顯擁擠，身處其中的人，卻內心開闊，自有主張。這些，也許正是廣州在從申亞到正式舉辦亞運會的6年時間里所要著力去呵護和強化的。

　　城市作為人類改造自然最深刻、最顯活力的地方，也是矛盾最多最激烈的地方。促進城市社會財富的增長，改善城市的環境，創造最佳的人居條件，提高市民的生活質量，代表了當今城市發展的時代潮流。也就是說，經營城市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城市的人，為了人的全面發展。著名的城市學家劉易斯·芒福德說過：“城市應當是一個愛的器官，而城市最好的經濟模式是關心人和陶冶人。”這一點，應當成為廣州在申亞中經營城市的重要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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